举报线索经侦查属实的，将按举报后实际追赃1%至10%的比例发放奖金，有特别重大贡献的可不受上述数额限制，这是浙江省温州市检察院日前作出的承诺。无独有偶，6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承诺：举报线索一经查证属实，将给予举报者查实犯罪数额5%的奖励。
近年来，各地不断推出奖励甚至重奖举报有功者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民的举报积极性。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新统计显示，200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各类举报线索近100万件。数字的总量是比较可观的。但平均一下，每年全国不到20万件；再平均一下，一个市、县每年也就50多件举报线索，这中间能直接作为立案依据的举报线索就更少了。温州市检察院的奖励承诺是针对举报线索下降的状况推出的，显示出群众举报积极性方面存在的困境。
举报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对于社会责任感强的公民来说，发现犯罪线索积极举报应该没有问题。但公民的举报权没能得到充分行使，显然不仅仅是公民意识问题，让举报者谨言慎行的主要原因，恐怕更多的是举报“成本”的问题。
举报职务犯罪需要有勇气，因为举报人面对的大多是“当权者”。被举报者很多还是举报人的顶头上司，稍有不慎，举报人就会遭到打击报复，失去工作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举报“成本”高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鼓励贪官检举与鼓励群众举报的力度严重不对称：贪官检举可以保命，或者减刑；举报腐败的群众能够得到多少个人利益？事实情况是：正面激励不多，“反面激励”不少――轻则遭到打击报复，失去工作，重则家破人亡。
重奖举报人是一种正面激励，这是提高举报收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试想，如果有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的奖金，举报者即使失去工作也可以好好地生存下去。如果受到打击报复的威胁，举报人最不济的选择还可以远走他乡、远离危险。没有了后顾之忧，公民的举报积极性可以大大得到激发。
当然，奖励举报者是有依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专门有奖励的内容，还专门颁布了《奖励举报人员暂行办法》。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现行规定的奖励范围相对较窄，不是所有举报有功人员都能得到奖励；举报奖励数额普遍偏低；在“收支两条线”原则下，举报奖金的来源、办案部门的职责权利都还缺乏明确规定。
因此，应尽快完善举报奖励制度，对所有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在加大举报奖励基金的建设力度，积极向社会募捐奖励基金的同时，应从查办案件追回赃款中提取举报奖励基金，赋予办案部门以相应的权力。
除了重奖举报人，降低举报成本的另一个方面更要重视，那就是保护。切实保障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安宁，比单纯的重奖举报人更有现实意义。如果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奖励的兑现往往难以实现――举报人迫于压力而不敢领取奖金的情况，在现实中并不鲜见。
近年来，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现象屡有发生，打击报复的手段不断“升级”，某些举报人甚至遭到“合法”的法律手段的公然报复……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强化对举报人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已经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
首要的是修改和完善立法。对于如何追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责任，现行刑法的规定过于原则，且可操作性不强。如何弥补保护举报人的法律空白，应当引起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其次是创新举报形式。网络举报和密码举报等形式，介于署名举报与匿名举报之间，“形式上匿名、实质上署名”，既能有效地保护举报人，又不至于增加办案成本，安全系数相对较大，理应予以推广。第三，充分尊重举报人的意愿，在举报人不愿意公开露面的情况下，应对举报人进行秘密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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