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大多数腐败案件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而不是上级发现，这是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所以群众举报在反腐败工作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已经成为反腐败主渠道。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反映了老百姓对腐败现象的疾恶如仇，同时也涌现出许多举报勇士，他们的义举让社会感动。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有关部门能让我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我现在无家可归了。”6月26日，汪汉林告诉记者说，“我今年63岁了，因为举报贪官，老婆离了婚。但我不后悔，还要继续举报。”
汪汉林不仅是武汉有名的举报勇士，在全国也是知名度很高的一位举报人，曾历时5年举报自己的顶头上司——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遭到刘志祥疯狂打击报复。为躲避刘志祥的暗害，他连续5次搬家，并写下遗书——“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最终，刘志祥因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本报2006年5月15日、11月27日曾作详细报道)。
“有关部门出示书面文件说，没有我汪汉林，就没有刘志祥这个案子。”谈起举报来，汪汉林显得非常兴奋，“我又收集了一些官员的腐败线索，有人说我是举报专业户了。”
汪汉林的举报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控告检察厅副厅长孙立泉的肯定：“职业举报人的出现，其实是对举报工作的一种肯定，说明我们国家的举报工作已经收到明显实效。我们也非常欢迎职业举报人给检察机关提供有价值的举报内容，这对反腐败非常有利。”
“举报内容的永恒主题是官员腐败。根据我们在典型地区的调查统计，近年检察机关查办的腐败案件(职务犯罪)线索70%是由群众举报的。”孙立泉告诉记者说，“今年，最高检确定的‘举报宣传周’活动的主题就是：依靠群众，惩防并举。”
最高检控告检察厅举报工作处处长何延安介绍说，最高检举报中心与控告检察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今年的“举报宣传周”活动一共5天。从6月23日开始，到6月27日结束。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都要在街道上设置宣传点，向群众进行举报宣传。各级检察院检察长都要设立接待日，接受群众举报。为了大力弘扬群众举报，检察机关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腐败案件
基本源于举报
在这次全国性的“举报宣传周”活动中，广州市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每年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八成靠举报”。这与最高检的“腐败案件(职务犯罪)线索70%是由群众举报”有一定的出入，对此，孙立泉副厅长解释说：“广州的八成靠举报，是区域性的统计；最高检的70%靠举报，是全国性的典型调查结论——各地举报系统的调查。”
“我个人认为，严格地讲，腐败案件100%都是群众举报的。”6月24日下午，干了24年举报工作的孙立泉告诉记者说，“有人将纪委移送的案件、侦查机关自己深挖的案件，不算作是群众举报，其实，追根溯源，也是源于举报。百分比的出现是统计口径不一样。”
对孙立泉的观点，中国社科院博士后郭华非常赞同：“绝大多数腐败案件线索来源于举报，这是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由于在权力制衡方面存在差异，国外发现腐败的主体一般是监督者、制衡者，是有权机关。如果这些机关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腐败问题，就是一种渎职。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官员的权力很大，又缺少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加上官员普遍对上负责的机制，因此腐败不易被有权机关发现。但腐败分子生活在老百姓中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群众举报在反腐败工作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另外，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还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郭华分析说，“中国人有个‘清官情节’，对官员的期望越大，当官员腐败时，老百姓的反弹就越大，因此才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中国式反腐败模式，有的举报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实，在国外很少有中国式的举报勇士，许多外国人甚至不理解中国人这种与己无关的‘为民除害’的豪情壮志。”
据最高检控告检察厅举报工作处副处长白会民介绍，检察机关接到的举报中，有60%的举报人与其所举报的人或事没有利益冲突。
按照官方的说法，“群众举报成反腐败主渠道”。最高检主管举报工作的副检察长胡克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了更好地鼓励公民进行举报，从1999年开始，每年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一次举报宣传周活动，至今已持续了10年。举报工作就是要畅通群众举报渠道。
“不仅检察机关，中国所有的国家机关都设有专门的信访、举报机构，处理群众上访和举报。”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此外，国家还设立了信访局，中央领导认为，80%的上访者有理。其实，举报和上访是‘两个亲兄弟’，对群众举报不查处，甚至漠不关心，就会使举报者变成上访者。”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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