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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冲突的解决模式初论(一)
李友根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律实践中各种解决权利冲突的做法进行归纳与整理，探讨各种可能的解决模式，并对其适用范围、可行性进行初步的分析。本文认为，权利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冲突；解决冲突的模式包括增加利益资源、设定义务限制、确定权利的位阶性、确立权利的时间性、权利交易、引入程序六种模式；通过对拒绝解决这一特殊解决模式的分析，进一步感受了法律的局限性。
［关键词］权利冲突 解决模式 位阶性 程序
引言
转型时期的中国，处于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个权利观念高涨、权利主张不断张扬的时代。新的权利诉求不断地被人们提出与主张，从探视权、隐私权、知情权、生育权这些逐渐被立法确认的权利到亲吻权、贞操权、送葬权、追思权等尚富争议的“权利”。这些诉求对原有的权利体系与权利理论提出了众多的挑战与质疑，也与原有“和谐”的权利体系不断地产生冲突。被学者们称之为权利冲突的这一问题成为了一个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也向法学界提出了“许多需要我们予以关注的理论命题和理论问题”。 [i]
本文意在从立法、司法实务及社会现象中，总结人们解决权利冲突的基本经验，并作些理论上的初步归纳与探讨。尽管笔者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完满的答案”[ii]，这样的总结与归纳必然也是不完全的，也存在许多理论上的问题尚未理清，但希望能从部门法的角度为法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素材与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基于本文的上述写作目的，对于权利冲突中众多的基本概念，本文持一种模糊的开放式的界定。在基本借用刘作翔先生的界定基础上，即“权利冲突是指合法性、正当性权利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将公共权力、社会整体利益、获得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等均包容在权利冲突的“权利”理解之中。这一作法虽然在理论上是不够严谨的，但基于直奔主题的写作动机以及基本原理相通的考虑，诚望方家予以宽容与理解。
一、权利冲突的原因简论
无论人们对权利有多少种定义与理解，对于“权利是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合法利益”这一点则是基本上达成共识的。因此，权利冲突在实质上就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而权利冲突的原因可以表现为利益冲突的原因。而利益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发展需要的客体对象。”[iii]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有形与无形的资源。由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的需求与欲望是无限的，必然地人们之间对利益的追求存在着冲突。
因此，权利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益的冲突。学者们还将价值的冲突视为权利冲突的另一个根本原因，认为“当人们的认识差异性达到了一定的和剧烈对立的程度”时便会导致权利的冲突，并以钢琴噪音污染案中原被告双方对琴声的不同认识为例加以论证。[iv]但笔者认为，所谓对事物的不同认识，实质上已经包含在利益的应有含义之中。原告之所以认为琴声是噪音，是因为琴声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休息利益，正如他们在法庭上所指出的：“再美妙的音乐声，不分时间、地点在你耳边萦绕，也会受不了的。”[v]而且，利益本身就包含着主体对资源有用性的一种评价与认识。还有学者认为除了利益的冲突外，主体资格不平等或界定不明确、规则冲突以及信息不能交流、行政机构重叠设置或授权不明、法治水平低、公共权力过于膨胀或人治因素太多等，均是权利冲突、权力冲突以及权力与权利冲突的原因。[vi]但这些原因只是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而已，并非是权利冲突的根本性原因。
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法律不能通过彻底否定相互冲突的利益中的一方利益的方式来消除利益的冲突和权利的冲突呢？例如，通过否定人们弹钢琴的利益以确保他人的安宁休息利益，或者相反。我们认为，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就权利冲突而言，凡是法律以权利方式所确认和保护的利益，均是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利益，因此不可能完全否定一方利益以保护他方利益。二是即使是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也往往是另一种有益行为的必然产物，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提高科技水平等各种方式加以限制，但总是不可能根本消灭这种损害。环境污染就是如此，“环境侵权的原因事实诸如排放煤烟、倾倒废物、流放废水、开发资源等，其本身常常就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共福利的活动在进行过程中的附带行为，如果这种活动受到绝对禁止，则人类的文明发展势必停顿。”[vii]
因此，权利冲突不可避免，我们必须正视它的存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力谋求解决的办法，减轻或者限制其冲突给社会带来的损害。总结人类社会解决权利冲突的各种实践，也许是我们研究权利冲突最重要与急需的工作。
二、权利冲突的解决模式
（一）权利冲突的解决模式之一：增加利益资源
正由于权利的冲突实质上是利益的冲突，只要利益资源足够丰富，均能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则不存在利益的冲突，进而也就不存在权利的冲突。当然，由于资源有限性与人们欲望无限性是普遍与根本的现象，因此这一模式往往带有空想的成份。但是，在社会生活中，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与人类不断的探索，仍然存在着增加利益资源以解决冲突的现象与实践。例如，十字路口的交通拥挤，可以理解为南北向车辆与东西向车辆行驶权的冲突，在传统的各种解决模式之外（如警察指挥、设置红绿灯、大转盘等），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与不断的努力，人们创造了铺设高架桥、挖掘地下隧道等模式。其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增加行车道的方式，使各方的行车利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从而避免了各方的权利冲突。又如，各地电话号码、手机号码的升位，就是通过增加号码资源，满足了所有电话用户的需要，有效地解决了由于电话号码位数较少而导致的号码资源紧张、不能满足所有用户需要的情况，也就是避免了权利的冲突。其他诸如汽车牌照中的个性化牌号的试点[viii]、建设更多经济适用房与解困房等，均是增加利益资源以解决人们权利冲突的典型例子。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增加利益资源虽然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但这种解决权利冲突的模式的适用领域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当此种资源主要是物质资源时。它所适用的主要是那些拥有无限资源的领域，如数字、符号等。但它也同样受制于效率、文化等各种因素。[ix]因此，这一解决模式的适用领域是非常有限的。
（二）权利冲突的解决模式之二：设定义务限制
由于我们既不能绝对否定相互冲突的利益中的任何一种以消除冲突，也不能指望增加利益资源来解决大多数的权利冲突，因此，人们最为关注也是最常用的解决模式便是为各种权利设置相应的义务或限制，从而界定各自的权利边界，以消除权利的冲突。“传统的法学理论一般认为，权利与权利之间是可以划清界限的，严格依法界定并保护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时，实际上也就是界定了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x]也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国《宪法》第51条应当被视为是解决权利冲突的基本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所有的法律规定、司法判例及理论学说，在一定意义上均可理解为对权利边界或义务内容的界定。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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