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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从第10页至第47页，以38页、59280字的版面发表
了陈兴良先生的超级长篇论文——《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该文和法学界的其他
一些理论成果的发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7年3 月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终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舆论准备和
理论支持。
不过，该文毕竟是在十五大之前（也就是在第三次思想解放之前）发表的，缺
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的大背景，因此，在关于罪刑法定的
许多重要问题上还言犹未尽，有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未有提及，有些重要的现实问题
也未能剖析。
因此，本文拟对《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提出一些补充性商榷意见，以期罪刑
法定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使罪刑法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相适应，以促进法治建设的进
程。意图虽好，但水平有限，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一、关于《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的总体印象
《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的第一个特点是：它充分总结了古今中外关于罪刑法
定问题的各种学术理论。文章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旁证博引，充分透彻，有集古
今中外罪刑法定理论之大成的宏大气概。
《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的第二个特点是：几个基本观点和基本论据之间几乎
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缺失，没有商榷的余地。因此，本文对它已有的几个基本观点没
有任何不同意见，只是觉得还应该再补充几个观点，以完善罪刑法定理论。
《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缺少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直
接总结。前人的理论是前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前人的理论再加以总结，当然也
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但毕竟是间接的总结而不是直接的总结。理论的创新和学术
的发展既需要对历史经验进行间接的总结，更需要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进行直接
的总结。在陈兴良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前人的和新近产生的关于罪
刑法定问题的学术理论，都进入了作者的研究视野；凡是被古人遗漏的以及被当代
学者忽略的与罪刑法定有关的实际问题，都没有进入作者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
《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只有新归纳，没有新发现。也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敢冒昧
地提出一些补充性商榷意见。
二、关于罪刑法定的价值蕴涵
《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的第一部分论述了罪刑法定的价值蕴涵，认为罪刑法
定是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并对此作了十分充分和透彻的论述。对这些论述，
笔者完全同意，只是觉得，除了个人自由以外，罪刑法定还蕴涵着别的一些价值。
比如，保障社会利益和社会公正，建立统治权威，提高司法工作效率，等等。
历史上反对罪刑法定的人往往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对立起来，认为罪刑法定
只能保护个人自由而不能保障社会公正。他们的理论看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但仔
细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反对罪刑法定，其潜在目的并不是为了社会利益，而是为了一
己的极端的私利。一方面，他们担心民众会利用从罪刑法定那里获得的自由来争取
各种社会利益。这正如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
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①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他们自己和他们关系网上
的人犯罪以后而难以开脱。因此，他们就以社会利益为借口反对罪刑法定。
其实，罪刑法定与社会利益并无冲突。相反，它同样蕴涵着深厚的社会公正的
价值。法无明文不为罪，不仅对老百姓适用，对官吏也适用，不仅对张三适用，对
李四也适用，对社会的每个成员都适用，因而它本身就是社会公正的体现。
法无明文不为罪，同时也蕴涵着“法有明文必为罪”的社会正义。如果“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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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昭公六年》
明文”而可以“不为罪”的话，那么罪刑法定自然也是空话。因此，罪刑法定理所
当然地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要实行孔子所担心的、并表示坚决反对的“
贵贱无序”，①要求王子和王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看来， 罪刑法定对于社会
利益的保护同样要优越于罪刑擅断千百倍。
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需要统治权威，统治权威从哪里来呢？一是靠威慑，二是
靠信用。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种不可测的
威，仅仅能让人惧怕，而不能让人信服，因而是不能持久的。一旦惧怕达到并超过
一定的限度，威慑也就失去作用了。“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至此，单靠
威慑建立起来的统治权威——“慑威”，也就无能为力了。要想巩固统治权威，还需
要建立统治信用。公布刑法，明确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轻罪，什么
是重罪，什么罪该判什么刑，什么罪不该判什么刑，并要求官吏严格执行，如此等等，
就是建立统治信用的重要途径。从历史上看，刑法越明细，执行越严格，统治威信
就越高，反之亦反之。统治威信可以称为“信威”，它和“慑威”一起构成统治权
威。人治国家以慑威为主，法治国家以信威为主。
早期儒家反对公布刑法，反对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罪刑法定主义，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惧怕民众从罪刑法定中获得某种自由，从而加大统治难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他们没有认识到公布刑法可以提高统治权威的统治原理。
当子产、赵鞅铸刑鼎的时候，孔子表示坚决反对，可是，秦以后的儒家人物则
积极参与起草、制定、公布、注释、宣传、执行成文的刑法了。儒家对成文刑法态
度的变化说明什么呢？是不是后代儒家背叛了孔子，不再反对个人自由了？显然不
是。是不是成文刑法失去了“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②的功能？也
显然不是。是不是后世儒家不再坚持“贵贱不愆”，不再反对“贵贱无序”了？也
显然不是。根本原因是，公布成文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罪刑法定，有利于提高
统治威信，加强统治权威。所以，后世儒家不得不顺应历史，彻底改变孔子
对成文刑法的态度。所以，秦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刑法典都是儒家人物主持制定的。
除了具有提高统治威信的价值以外，罪刑法定还蕴涵着解放法官、提高司法工
作效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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