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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侦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谈我们经济犯罪侦查中存在的突出实体问题
承蒙我们领导的厚爱，要我来为各位领导和同事讲讲有关“9.13”专案侦查的一些经验。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基本上不了解“9.13”、 “3.21”专案，时间太仓促，也没有时间去了解“9.13”、 “3.21”专案的具体情形，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事都是侦办税务犯罪案件方面的专家，我们都曾经先后成功侦办过“4.20”、“1.06”、“7.06”、“9.13”、“7.16”和目前的“3.21”等上级领导交办的在我们深圳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大要案，特别是“4.20”专案，在座的有部分领导和同事参与过，我们可以历历在目的是在当时，新的刑事诉讼法刚刚实施，税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转移到我们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对我们，对全国的公安机关来讲，这都是一个非常崭新的领域，但我们的战友不但克服困难成功侦破了这些疑难大要案件，而且还积累了相当多的部分还在全国得到推广的经验，比如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税务机关什么情况下认定“善意、恶意接受虚开”、公安、税务联合发文制订的侦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取证要求，等等，可以这么说，“得益”于我们深圳猖獗的税务犯罪这个大环境，我们开创了有关侦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许多规则。因而，在有如此巨大光环下，我在这里说什么都是多余。而且，我这个人的个性是不喜欢锦上添花，我希望能够雪中送炭，我不善于总结经验，我喜欢搜索、挖掘、思考问题。因此，今天，我反而想以我们单位这几年侦查的包括“9.13”、 “3.21”专案等税务犯罪案件为基础，来谈谈我们在侦破一个又一个税务犯罪大要案件伟大成绩的背后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许今天我来谈什么税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存在的问题也许是多么地不合适宜，也许还有部分领导和同事不高兴，但我感觉我们越是有许多成绩的时候越要总结我们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能够不断取得进步。当然，我今天要谈的全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任何单位和个人，而且最关键的是，我没有任何批评或者责怪任何领导或者同事的一点意思，我只是想我们大家在一起探讨我们的税侦业务，说出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或者观点，而且因为时间太匆忙，来这里之前我们都加班加点忙着清理旧案积案，当然这里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我的同事潘志坤同志，是他加班加点帮我多清理了近百个卷宗，从而这两天我才有时间来考虑我今天的讲课。我个人经过不成熟的思考，认为我们税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存在一个突出的实体与程序问题，我原来还准备了五个方面，但我担心领导和同事不高兴，也耽误了大家时间，所以就只讲一个问题，当然是说句玩笑话啊。
我今天讲的题目，大标题是《经济犯罪侦查中的突出实体和程序
问题》，小标题是《以“9.13”、 “3.21”等专案谈侦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存在的突出实体问题》。为与我们今天讲课的主题相符，同时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我今天以我们侦查的“9.13”、 “3.21”等专案为基础来谈谈我们经侦工作包括我们税侦工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实体与程序问题。这一个突出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就是：从片面的“重实体、轻程序”向畸形的“轻实体、重程序”方向转变，漠视刑法等刑事实体法律，曲解刑事程序法律，这个是当前我们全国公安机关侦查所有刑事案件特别是经济犯罪案件存在比较严重而还没有引起一丝重视的执法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9.13”、 “3.21”专案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所以我今天就以侦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来阐述我的观点，实际上，我今天谈的侦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问题也代表了我们侦查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的问题。
我想这里讲之前特别要阐明的是，我这里用的语言是刑事实体法律和刑事程序法律，也就是说这里不仅仅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比如刑事程序法律就包括刑事诉讼法，公安部的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有关刑事程序的司法解释等。纵观我们国家的法制历史，我们与西方国家或者说实现了法治的国家相比，我们国家，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国民党政府时期，还是我们现在自称为实现法制的新中国的2004年，片面的“重实体、轻程序”是我们整个国家法制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但近几年来，可能是自身太多血的教训原因，也可能是受到西方法治国家的一些诸如美国网球明星辛普森杀人被判无罪等重大事件的影响，我们国家的法学界、司法界甚至老百姓越来越认识到程序正义、程序公平的价值：程序的合法，才能保证实体的合法，公正、合理的程序是现代法治的基石，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等等。因而，虽然我们国家的法律还没有在这个方面给予什么根本性引导的情况下，我们国家的法学界、司法界甚至老百姓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程序之与实体的重要性，我们国家许多法律专家许多年来抨击的一个核心就是 “重实体、轻程序”。
但让我感觉好笑的是，在我们国家还在开始酝酿我们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进行修改，但即使修改也不一定就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下，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多年批判的“重实体，轻程序”已经开始发生不正常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们国家许多法律专家到今天都不可能明白的是，在我们司法实践中是畸形“重程序，轻实体”现象非常严重。在谈这个问题前，我想举例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两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家可能就比较好理解我们司法实践中是如何畸形“重程序，轻实体”的。
一方面，我发现，我们也有领导经常反映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可笑的现象，我们深圳个别民警不会或者不善于做笔录（当然，推广开来，就是不会或者不善于收集证据，你要他去收集证据，他不知道在一大段的材料里面哪些该收集哪些不该收集，他分不清楚这个界限），做笔录也是这样，他不知道哪些该问哪些不该问，他分不清楚这个界限。他不知道笔录里面要问什么？你要他做笔录，有的简单随便问一下，抓不住重点，整篇笔录对案件没有一点帮助，而有的也给你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笔录，问一下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简历、主要社会关系，然后就再问几句，“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抓到公安机关来吗”、“你知道你这个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吗”？等等就仓促结束。所以，为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我们深圳市公安局许多单位，包括我们现在经侦支队，如果遇到比较大的行动特别是性质比较新颖的案件，如专项打击地下钱庄啊、以前打击虚开贩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当然更不要说要开展打击证券、金融等方面的犯罪专门行动，我们开展行动的组织者首先要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前段时间，我们在办理长排新村非法转让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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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雅强,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政治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龙骏,
江西省景德镇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局长,研究方向为劳动与社会保障.
李小玉,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经济》副主编、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收入分配.
何斌,
仲恺农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处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罗卫平,
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民法学.
51zy
使他们的研究如虎添翼，
您不妨也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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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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