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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出租车”案引发的法条矛盾和法理冲突
李旺城、崔杰
一、案情介绍
2001年7月间，犯罪嫌疑人吴某在北京市丰台区菜户营机动车交易市场以人民币23000元的价格从他人手中购得夏利牌轿车1辆，又以人民币3000元的价格从他人处购买伪造的出租车车牌（京B-77886）1副及出租车防护网等物，假冒北京市深顺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汽车运营，非法获利人民币2000余元。同年12月14日，吴在顺义区首都机场进行非法运营时被查获。公安机关以吴某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移送我院审查，经依法审查后，我院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于2003年2月11日判决被告人吴某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此案的出租车是“克隆出租车”，它配有“正式”的车辆牌照，有挂靠的出租车公司的名称、准运证、计价器等一套手续，但所配的车牌和手续全是伪造的出租车。鉴于类似的克隆出租车案时有发生，法院判决的罪名又有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非法经营罪不等，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二、引发的问题
（一）吴某利用“克隆出租车”营业行为究竟构成何罪？
第一种观点：吴某触犯刑法第280条第1款[1]，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2]（以下简称《规定》）第7条中，将机动车车牌证以及机动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视为国家机关的证件。在刑法第375条中[3]，车辆号牌被定义为专用标志。第二，吴某并无伪造车牌的工具，且假车牌的卖主没有下落，单凭吴某一个人的口供和一块伪造的车牌，买卖关系无法完全确定，因此定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值得商榷。
第二种观点：吴某类推第375条第2款非法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专用标志处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此罪要求是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的司法解释[4]，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三副以上的属情节严重。首先，这种类推并不适用，显然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的车辆号牌性质更加恶劣；第二，即使可以这样类推，那么刑法的第281条[5]第375条要求情节严重的（三副以上）才构罪，而刑法第280条并无情节严重的规定，即一副就构罪，这种类推显然有失公平。
第三种观点：吴某触犯刑法第225条[6]，构成非法经营罪。吴某的行为是属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行业的行为，此罪需情节严重的才构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是指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从审查的事实看，吴某非法经营不到一个月，违法获利只有2000余元，情节属较轻，既然情节不属严重，那吴某也就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因此，第三种观点也不可取。
第四种观点：吴某是违法行为，但无罪。即使将来找到卖方，因为吴某不法行为时间较短，营利不大，适用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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