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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培养
姚建宗在他的著作《法治的生态环境》中写到：当前，对法治问题的研究，有简约化的倾向。体现在“唯法律论”、“唯立法论”和“唯制度论”上，“而比较缺乏对法律精神层面的法的意识与观念的重视。” 他指出：“在法治化的过程中，那物质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即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构建或引进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予以奠基和支撑。”①笔者从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来体味姚建宗的观点，深以为然。在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的今天，认真反思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一、存在问题
早在党的十五大，已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立下来。但在现实生活工作中，有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实在让人十分担忧。如果不改变现状，而又继续让他们当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这些领导法律素质不高的表现，以下几个方面是有目共睹的。
1、观念落后。仍然把司法机关当作专政的武器，把法律当作治理老百姓的工具。权利观念匮乏，权力意识膨胀。导致动辄动草率动用大批公安干警介入群体事件，有的甚至把检察、法院干部也直接“拉”上去“对付”老百姓，维护“秩序”，导致矛盾激化。
2、干扰司法机关办案。有的以“稳定压倒一切”、“经济建设是中心”为借口，为保护一方狭隘利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冠冕堂皇地要求司法机关违法办理、处理案件。有的地方官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地方的利益，其实，乃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升迁，而肆意干扰法律的实施。有的，更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而竭力干扰司法，比如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有的直接替案件当事人说情，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无形中给办案人员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3、单纯重视经济工作，忽视民主法制建设。在这些领导头脑中，民主法制建设几乎没有地位。如果要提及这个问题，那也只是摆摆门面而已。他们不懂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包括发展经济，同样重要的，还有民主法制建设。
4、有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则差到了极点，从事贪贿受贿等职务犯罪活动。由于领导干部地位的特殊性，他们的犯罪，给法治建设带来的戕害，后果是及其严重的。
2004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读了以下内容，确实让人深思一番：“一位多次接受落网高官委托或法院指定，为他们担当辩护人的律师在列举了刘方仁、成克杰等人案件经过后这样写道：以我辩护过的官员犯罪案件的印象，我们好多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党性’远高于‘法律意识’。如刘方仁被移送司法机关以后，他以‘政治经验’认为，如果自己聘请辩护律师，组织上会以为他认罪态度不好，对抗组织。还有的高官怕纪委不怕检察院，责问检察院‘有什么权力找我谈话？’并且提醒他们，‘对我侦查你要注意后果！’而一旦纪委找他，他马上就会服服帖帖，痛哭流涕。有的人在纪委招供了，到检察院又翻供了。” “因此，落马贪官们的‘党性高于法律意识’决不只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法律文化问题，是多年来这些落马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宪法尊严、漠视法律权威所结出的可怕恶果。如果我们不尽快树立起宪法和法律在国家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最高地位，不尽快使我们的全体党员、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树立起对宪法和法律的普遍敬畏，那么，类似落马贪官们‘党性高于法律意识’的怪现象就还会出现。”连处在这样高位置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都如此之低，使人不能不对当今领导干部队伍的依法执政状况忧虑。江泽民同志于1995年初，在党中央举行的法制建设讲座结束时强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已成为迫切要求。②10年过去了，现在再回顾他的话，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原因分析
造成一些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缺少法治传统，致使领导干部得不到法治的良好熏陶。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但法治的历史却短的可怜。我们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是1997年的事。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法治建设也才二十几年。而我国专制的历史，那可堪称世界第一了。各朝皇帝被尊为“受命之君”，总榄一切大权。他的话就是法律，叫作“金口玉言”、“金科玉律”。“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③“一人为纲、万夫为柔”④是皇权社会不可逾越的规矩。象西方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良好的法治传统。我们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阐述这个问题。1866年10月13日，普鲁士大公国（德国的前身）的国王威廉一世来到波茨坦桑苏西宫。他正眺望美丽的风景时，发现前面有一座又残又旧的大风车磨房，便下令拆除。但部下告知，这是私人的。国王命令买下它拆除。但是，磨房主无论如何不肯。国王就派兵强力拆除。磨房主就将威廉一世告到了普鲁士最高法院，诉求赔偿一切损失。法官们毅然裁定：被告人因擅用王权，侵犯原告人由宪法规定的财产权利，触犯了《帝国宪法》第79条第6款，责成被告人威廉一世在原址立即重建同样大小的磨房，并赔偿原告人误工费、各项损失费、诉讼费等费用150元。⑤英国的历史，从亨利一世起，“八百年来，都是缩小皇帝和执政者的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的一个演进的历史。” 13世纪英国著名法官亨利·布雷克顿就说过：“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当时，有一位佚名诗人对“法在王上”的传统大加称赞：
法律高于国王的尊严。
我们认为法律是光亮。
没有光亮人就会误入迷途。
如果国王不要法律，他就会误入迷途。
……
法律这样说：依靠我，国王才能统治，
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
国王不可以改变确定的法律，
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励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违法者亡。⑥
生活在17——18世纪的英国另一个著名法官爱德华· 科克则说：“如果服从陛下的命令，停止审案，那么就会拖延实施公正。这是违反法律的，也是违反法官的誓言的。”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国王认为与他的利益有关并要求法官征求他的意见时，法官在与国王商议之前是否应该中止审案？”他斩钉截铁的回答：“如果发生这种事，我就按照法官应该做的去做。”⑦一次，英国国王要亲自审理案子，但遭到柯克拒绝。科克说：“不错，上帝的确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和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 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⑧（这和中国的“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的皇帝形成多么大的反差。）草民起诉皇帝，法官拒绝国王办案，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简直是天方夜潭。违抗圣旨，那是要掉脑袋的，甚至可以灭九族。孔孟之道赋予了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臣民只能无条件服从。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⑨这种封建专制历史文化的沉淀，使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让我们的法治大厦建设，不得不在困难地清除历史遗迹的基础上，艰辛地进行。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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