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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疏失之探究
郫县交通局 秦志旗
摘 要：本文着重探究《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中纵容违法的
举证制度、违法的记分制度、设置全民“违法陷阱”
等疏失，剖析其成因，并作出否定性评价
关键词：立法 交通 疏失 评价
中图分类号：DF34 文献标识码：B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probes into the oversights committed by the quoting system, which connives the violation of a law, the illegal marking system,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traps of illegal acts for the whol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legislation of the safety laws of road traffic. It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cause of formation and try to appeal for the revis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law.
Key words: legislation transportation oversight evaluate
没有哪部法律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4年5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道法》）的发布和施行那样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道法》第七十六条更是前所未有地在全国各界掀起轩然大波，几乎引发一场全民的大讨论，这在中国法制史都是十分罕见的。究其原因，《道法》在引入“以人为本”、“保护弱者”、“行人优先通行权”、“生命权大于路权”等法治新观念和赔偿归责的机动车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在整体上并未摒弃“以管为本”的过时理念，立法上存在着几个明显的疏失，以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在执法、司法、守法诸方面引发了较大范围内的混乱。
本文着重探究《道法》立法中纵容违法的举证制度、违法的记分制度、设置全民“违法陷阱”等疏失，剖析其成因，并作出否定性评价。
一、对纵容违法的举证制度的评价
《道法》第七十六条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赔偿归责原则及其是否公平上。笔者更愿意探讨此条涉及的举证制度与纵容违法问题。
《道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按本条规定的举证制度，机动车驾驶人对对方负有两种举证义务：一种是对对方的过错、违法违规事实举证，这类证据还可以从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方面获取，相对比较客观，可称为“举证客观”；另一种是对对方过错或违法行为的“故意”举证，相当于对对方的主观方面举证，可称为“举证主观”。
按照法理学的理论，违法一般必须有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对照《道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显然，在交通事故损失赔偿责任的确定上，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违法过失”不承担责任，只有“违法故意”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如欲免责，则不仅要对行为人的具体交通违法“行为”举证，更要对行为人的交通违法“故意”举证。
问题是，谁来举证、怎样举证行为人的“故意”?这种举证能否完成？
“故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内在的主观心理态度，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这种心理态度不外化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本身无迹可循，几乎无法取证，也不能靠推理、推定来证明。换言之，“故意”实际上就是“自己主动承认”。在现实生活中，“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假设某交通事故确系“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但要靠“行为人”主动承认这种“故意”是不现实的。这样一来，依照《道法》，举证责任就主要落在机动车驾驶人身上，须由机动车驾驶人向与自己发生冲突的行为人取得“自己主动承认”的证明。由于利益的对立和承担违法法律后果的严重性，这对行为人无异于“与虎谋皮”，几乎就是无法完成的。
例如，2004年3月，来自江苏省阜宁县的孙为祥、江苏省泗洪县的刘彩萍、安徽省五河县的蔡树正等人讨论“如何快速致富”，蔡树正说：“撞汽车倒是一条发财的路子，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规定机动车撞到行人，驾驶员负全责”，并和徐辉组成“撞车小团体”。2004年11月10日，孙为祥闯红灯过斑马线朝一辆别克车撞去，车主李娟束手无策。警方带孙为祥至派出所调查，孙为祥“态度非常恶劣，威胁民警说：‘我被撞了，我是受害人，你们凭什么审查我？我要去法院告你们！’”警方调出了事故路口的监控录像，这才真相大白。（《检察风云》2005年第4期，载《文摘周报》2005年2月25日第16版）
实际上，这起案件并未完结。监控录像能提供的，只是孙为祥撞上了车的画面，只能证明是人撞车而不是车撞人，仅此而已。对于孙为祥是否存在撞车“故意”这一关键情节，却起不了任何作用。孙为祥等人的撞车“故意”（如何结伙、如何商量、如何安排行动等）是因为警方的介入（而警方主要是以监控录像为线索）而暴露，绝大多数交通事故却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可以设想，上述这一切依靠驾驶员能办得到吗？须知，“人撞车”并不等于“故意”撞车，如果孙为祥真正领悟《道法》的“立法意图”，他可以说“我是撞了你的车，但我不是故意的（原因多样，诸如没注意、想问题心不在焉、没想到、没站稳、腿有毛病摔倒了、路面不平、路滑甚至心情不好等等等等，反正我不是故意撞车）；而因为你不能证明我是故意的，所以按《道法》你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并坚持要司机或警方或路人举证其撞车“故意”而不是“自己主动承认”，这个案子如何结案还是未知之数，最大的可能还是司机承担赔偿责任。
类似的案例不难找到。《成都日报》2005年4月14日B3版以《庭审焦点：是不是故意跳车》为题披露，“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２日７时１０分，成都运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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