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查看傅穹文集
我要投稿
|
|
|
|
公司资本的增减变动，是公司资本运营过程中的常态。减资与增资，对应公司的紧缩[①]与扩张，两者均系公司不可回避的商业现实。与公司增资相比，减资事宜引发的控股股东、小股东、外部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更为剧烈。依循英美公司法与公司财务原理，减资被视为“公司重组或公司根本性结构变化”项目下的子问题，减资规则归结为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下的子规则。公司进行减资，是一个商业需求；债权人面对减资，引发安全关注；股东试图减资，旨在达致资本退出或变现；立法者设计减资规则，面临如何进行公司参与人之间的利益衡量。本文试图从减资的内涵解读入手，在进行利益衡量的基础上，比较减资规则的立法模式，进而检讨我国公司法的减资规则，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一、减资的内涵解读与利益衡量
“减资”减“什么”？“减资”减什么与“增资”增什么，大致是一个重合的话题，即“资”是什么？“资”内涵本身的多重性，必然导致“减资”内涵的多元性。“资”内涵的多重性，源于公司资本制度模式的类型化。
不同公司资本制度模式下，“减资”的内涵是不同的。法定资本制度模式下的“减资”，无论公司法是否设定分期缴纳制度，减少的均为注册资本。授权资本制度模式下的“减资”，其指向是多重的：其一，“减资”减少的是授权资本。“授权资本”严格而言并非“资本”，不过是一个“授权”下的额度；其二，“减资”减少的是发行股本。[②]这种形式的减资，为法定资本制度所无，而系授权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的特色。其三，“减资”减少待缴股本。减少待缴股本，对股东而言，无异于豁免股东尚未履行的缴纳出资义务，对公司债权人而言，则相应减少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其结果必然启动债权人保障程序，债权人会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减资”减什么？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减公司资产么？减公司信用么？减公司偿债能力么？这一追问，往往是上述法律层面减资内涵的理解的延伸。这一回答，往往触及减资的类型划分，即实质减资与形式减资。依公司净资产流出与否划分，减资有实质减资与形式减资之分。实质减资之际，公司净资产从公司流向股东。形式减资之际，仅仅导致公司注册资本额减少，而不发生公司净资产的流动。如果我们将“资产”，尤其是“净资产”，与公司的信用、偿债能力锁定在一起，那么，实质减资必然导致净资产的减损，相应的连锁反应则是公司信用或偿债能力的减弱。实质减资击破了债权人优先获得清偿的定律，换言之，经由实质减资，发生公司资产首先流向股东，而非先满足债权人的要求。在韩国李哲松教授看来，“实质减资等于股东优先于债权人回收所投入的资本”。[③]如何设计减资规则，一个重要的权衡因素是减资行为本身是否必然损害外部债权人的利益。累积的商业实践告诉我们：减资并非必然意味着债权人利益受损。例如：减资后的公司依然拥有强大的现金流，或银行给予强势的支持，或董事信誓旦旦声称公司依旧具有偿债能力，并以审计人员的资信报告为证。那么，法律不妨相信公司的信用与偿债能力并没有变弱，无须给予债权人以强势的高成本的保障。形式减资不产生公司资产的向外流动，而旨在实现公司资产与公司资本的真实回归。形式减资往往发生在亏损企业之上，其目的在于使公司章定资本与净资产水准接近。经由减资，使得亏损企业分配盈余成为可能。形式减资不过是一个“纸面交易”，是一个公司资产负债表两端科目的等比例消除，并不导致公司净资产减少。如果公司净资产不变且财务回归真实状况，那么认为形式减资引发公司信用或公司偿债能力减弱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减资是什么？减资对股东而言，无异于一种投资的变现方式。在英国公司财务学家Eilis Ferran教授看来，减资是公司将其盈余返还给股东的方式之一。[④]如资本市场上，常见的公司回购、公司回赎，均与公司分派发生同一经济效果，从实质压倒形式的角度看，均为盈余的返还。为什么以减资途径返还盈余呢？一则，公司资本返还后，中小型企业可能会产生较小的利润总量，未来公司可减少分配股利；二则，减资亦可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而提升公司财务形象。上述认知是就实质减资而言的。就形式减资而言，是回应这样一种商业现实：公司的资产已经不再真实地反映公司账簿上的登记股本。若公司在这种情形不减资，则公司在试图重新分配股利前，必须先弥补亏损。
正是基于上述的认知，在各国，减资均视为公司根本性结构变化。[⑤]这种认知的正当性在于：一则，减资涉及公司本身运营资本或信用资本的减少，二则，影响到公司外部债权人和作为公司最终受益人的股东利益。在大陆法系，减资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在英美法系，减资则归属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在美国，只要符合偿债能力标尺，无论是成文法抑或法院，均不对减资设定另外的严格的障碍或限定。如果从盈余分派实质视角看待减资，那么，立法者关注债权人利益与股东利益平衡，则是题中之义。将减资设定为类似分派的标尺，以实质效果为衡量尺度，是美国公司法达成的一贯对策。而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自然可经由董事的受托人义务、商业运作的法律程序的公正、司法事后的矫正来化解。大陆法系则关注减资形式上给债权人带来的可能影响，从而设定了一系列复杂的牵制程序，其意图在于以事先的程序与实质的保障，给外在的债权人以充分的保护。将传统理念上的债权人优先受偿予以充分的贯彻。至于公司或股东为此而付出的时间或金钱成本的多寡，不是立法者的衡量因素。
减资规则的设计过程，实则是一国立法者或学理如何把握减资内涵的过程，认知减资本质的过程，平衡减资所影响的利益群体的过程，实现“平等与公正”价值观的过程，回应商业实践的需求与给予债权人以保障的兼顾的过程。不同的认知，达致不同的模式。认知的趋同与分歧，导致模式之间的仿效与背离。
二、减资规则的模式比较与剖析
归总各国减资模式，大体有三：模式1, 以美国、加拿大为典范的“偿债能力准则模式”。其思路是，设定一个“偿债能力”的财务底线，来应对减资固有的利益冲突与潜在威胁；模式2, 以德国为首的大陆法系的“披露程序下的严格债权人保障模式”。其思路是，设定严格的减资履行程序，并配合披露（减资通知、公告警示设计）、实质性清偿或担保机制，来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终极保护；模式3,以英国为主的“司法介入下的折衷模式”。其思路是，上述两种防范之际的结合，并辅以司法的介入机制，但目前倾向结合美国模式的偿债能力标尺，来化解既有的管制过严的减资限制。
模式1, “偿债能力准则“模式，以美国州公司法和加拿大商事公司法为例证。《德拉华州公司法》第244条（4）（b）款，设定了典型的“偿债能力”标尺。[⑥]这一标尺，是美国公司法资产信用观念的经典浓缩。这一标尺，可以在任何一种“资产从公司流向股东”的交易中得以发现，只要不是股东以非股东身份与公司进行正常的商业交易，均是如此。典型有，公司分配、公司回购、公司回赎等，无论是否采纳分期回购或分期回赎的方式。这一标尺，体现的是立法者从“债权人定位”的，即思考债权人究竟关注什么？资产负债表右侧的静态的股本或股本溢价账户，是否为债权人所真正关心。累积的商业实践告诉人们：现金流，是从资产生成，从资产负债表左侧显示，是最切实地为债权人所关心。没有偿债能力的公司，即便拥有亿万的滞销货物或无法变现的海底电缆，法律也不允许其减资、分派、回购，回赎，甚至会被诉讼破产。观察一下，美
······
【以下内容免费，但是您必须注册为免费会员登录后才能查看。】 |
|
|
|
|
|
|
| |
|
| 他们正在使用51zy |
|
樊雅强,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政治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龙骏,
江西省景德镇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局长,研究方向为劳动与社会保障.
李小玉,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经济》副主编、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收入分配.
何斌,
仲恺农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处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罗卫平,
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民法学.
51zy
使他们的研究如虎添翼，
您不妨也试试！
|
|
|
|
|
| | |
|
论文榜（共55819篇）
（2008-5-2） |
| 【作者 | 点击 | 文章】 |
| 【贺卫方 | 68449 | 415 】 |
| 【苏力 | 62529 | 296 】 |
| 【郭国汀 | 51240 | 202 】 |
| 【姜明安 | 49746 | 237 】 |
| 【刘剑文 | 46848 | 202 】 |
| 【沈岿 | 40523 | 101 】 |
| 【陈兴良 | 39577 | 103 】 |
| 【鲜江临 | 37692 | 228 】 |
| 【徐国栋 | 37303 | 150 】 |
| 【刘大生 | 37165 | 144 】 |
| 【王怡 | 33641 | 142 】 |
| 【王轶 | 33275 | 88 】 |
| 【强世功 | 32428 | 94 】 |
| 【萧瀚
| 32237 | 97 】 |
| 【尹田 | 31239 | 104 】 |
| 【邵明 | 29594 | 93 】 |
| 【秦前红 | 28419 | 85 】 |
| 【董华春 | 26073 | 83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