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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股东会委托书制度，源于民法上的代理权。股东授权他人出席股东会以行使表决权，参与公司决策，一方面保障了股东的地位，使少数股股东也可通过征求委托书，淘汰不适任的现任经营者，从而对在位经营者形成制衡和压力，体现了股份民主；但另一方面，委托书制度也衍生出了诸种弊病，极可能沦为股东争权夺利的工具，如此则公司民主的法律价值将荡然无存。鉴于此，许多国家公司法律都对股东会委托书制度作出了精巧设计，以达扬长避短之效果。相形之下，我国的股东会委托书制度规范却太嫌粗略，实有完善之必要。
【关键词】委托书制度、利弊分析、各国规定、完善建议
一、委托书制度存在的现实和法理基础
股份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随着股份公司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巨型的集团公司、跨国公司层出不穷，公司内部制衡机制的构造也日趋复杂而精细。在此情形下，法律应如何关注并保护股东的权益，也愈显迫切而复杂。其中，对出席股东会委托书制度的设计即一适例。
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出席股东会并表达意见是股东的基本权利。从理论上说，股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般愿意参加股东会并希望自己的意志能够影响公司的政策。但实际上，股份公司股东人数众多且散居各地，这在客观上给股东会的召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一般的股东只是被动的投资者（Passive Investor），靠个人力量固然难以影响公司决策，集体行动也存在相当障碍，再加上股东大多另有正业，无心顾及股东会的召开，这些都使许多股东在事实上不愿或不能出席股东会。在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许多股东不出席股东会的情况下，为避免股东会流会，公司的经营者常要求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书立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而不能或不愿出席会议的股东，也希望能够由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藉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基于这种现实，委托书的使用便成势所必然。
二、委托书制度的利弊分析
委托书制度设立的初衷十分良好，其功能显而易见：其一，使股东会的召开易达法定出席人数而能有效进行，重要方案得以顺利通过，提高了公司运作效率。其二，使少数股股东也可通过集中表决权的行使以影响公司决策，促进公司运作的民主化。大凡民主，均以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公司制度也不例外。但在股份公司中，一部分尚属家族经营形态，经营权即继承权，接力棒代代相传，不容外人插足。另有些公司虽非属家族经营，但现代企业所有与经营的日益分离，造成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问题（注：吴敬琏、 张军扩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早在两个世纪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即已洞察其弊，他认为，由于公司的董事、经理人并非公司资金的所有者，故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形下，公司的经营者必定经常有怠忽职守、奢侈、浪费的情况发生。反映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董、监事朋比为奸、擅权专断，肆意损害股东利益而专营一己之私的行为时有发生，虽然许多已暴露于公众之下，但经营者的“内部控制”力，使得“只要公司能够继续经营，要改组一个董事会比改组政府的一个部还难”（注：Parkison, ScientificInvestment, 1931, P. 134.）。 委托书制度一方面可使有志于经营事业的善意第三人，能有机会通过征求委托书，淘汰不适任的现任经营者，另一方面可使小股东有可能透过累积投票权而参与管理，这两方面都可对现任的经营者形成制衡和压力，使公司业务趋向正常。
物极必反。委托书普遍使用后，因为出席股东会的人数渐渐减少，股东会的实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委托书也与股票的公开收购要约制度、市场购买一起沦为公司经营权争夺的工具。而且，由于征求委托书成本较为低廉，故易为相关各方竞相使用，有的学者指出：“现代的股东会其实只是委托书征求的过程。”（注：Bernstein & Fisher, TheRegulation of the solicitation of proxies, some reflectionson Corporate Democracy, 7U. of chi, 1. REV.8276（1940）.转引自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三册。）每遇到改选董事，在位者极力征求委托书以保持其地位，在野股东则千方百计拉票，图谋夺取公司权力，一场委托书征求战（Proxy Fights）就此拉开。相关各方除了在征求资料上作文章外，还有的用金钱购买，或者其他利益交换征求委托书。对于在位经营者而言，征求委托书的费用还是由公司列支，最终则由股东承受，可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经营者却可凭此成为“世袭君主”，委托书制度则成为“自动延续生命的寡头政治”的工具。而对于在野的股东，委托书征求制度则成为干扰公司运作、或以此要挟在位经营者而谋取私利的法宝，这种争斗，从长远看，有损于公司的利益。
委托书制度利弊俱存，其功用恰似一柄双刃剑，正如美国学者罗斯教授（Prof.Louis Loss）说，委托书的使用， 如放任而不加以管理，无异是鼓励经营者长期留任而滥用其经营权；如加以适当管理，则可能成为挽救现代公司制度之利器。的确，在现代企业所有与经营普遍分离的原则下，委托书是必然产物，只能因势利导，而不可一体禁止。纵观欧美等法制先进国家，无不对委托书的管理作了缜密立法，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也堪称详备，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三、外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委托书管理制度
（一）德国的相关规定
德国公司制度中的双层委员会制（Dual or two-tier board）及共决制（codetermination）颇有特色， 而其另一特点则是银行在公司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银行不仅是企业融资的提供者，还是企业的主要股东。据统计，1988年和1994年德国银行对企业的持股合计分别为8 ％和10％。银行除持有企业股份外，还扮演着证券市场综合证券商的角色，其业务包括承销、自营、代营买卖证券，此外还代客保管股票而代其行使投票权。银行10％左右的持股比例虽然不算高，但如加上对个人及基金持股委托书的控制，则相当可观。而且，由于事实上银行持股集中于三大银行，且其持股也较集中（多为10％以上，因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且依公司法有召集股东会的特权），故其影响力远较表面数字为大。如德意志银行（Deutshe Bank）在八十家大公司各拥有10％以上的股权，最大公司Daimler Benz的监事会主席一向即由德意志银行的总经理出任。加上公司相互持股非常普遍，故据学者研究，上市公司中有86％的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25％以上（ 注："Those German Bank and TheirIndustialTreasures", Economist, Jan21, 1995. P.75.），如无主要股东的支持，无论是并购或征求委托书都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由于自行持股的交易成本过高，故一般个人买卖股票及对其保管都委托银行办理，银行则转存于集中保管公司（Deutscher 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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