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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报
第三期
扬州大学 2005年6月22日
本期要目：
第一分会场全国法工委征求意见（内容待确认后再行分发）
第二分会场物权法小组讨论（一）
第三分会场物权法小组讨论（二）
第四分会场侵权法小组讨论（一）
第五分会场侵权法小组讨论（二）
第二分会场会议记录
时间：2005年6月22日上午
地点：行政楼104
主要议题：物权法
主持人：赵万一 王建平
崔建远（清华大学法学院）：农民把土地拿出来，“租”出来用作绿地广场等，是否推定为物权？行政法专家认为是行政问题，主要是看一个是机关是否是行政机关，二是是否动用了行政权利。另外，国有土地出让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我认为作出行政决定是行政关系，但决定做出之后，承租人和出租人就是民事关系了。
李富成（人民大学法学院）：镇乡为建公园，项目，镇政府转用审批后获得土地。镇政府与居民签土地承包协议，以反包，转包形式，实质上达到征收的目的，规避征收的补偿义务，是公权利的私用。
崔建远（清华大学法学院）：耕地变成非耕地，国有变成集体，都要经过审批。我接触的这些案子都被驳回。
谭启平（西南政法大学）：1.一个是农地的问题，我没有陈老师详尽的调查。我来自农村，家里有信息反馈，在最近的实务工作，我国物权立法是围绕“物尽其用”，能否建立一个农地利用，从物权法应该规范：第一个是宅基地问题，在重庆市周遍存在大量情况，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利用农民的宅基地，农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另外，城镇人去农村后也会改变农村的面貌，现在有的农村将这种形式作为招商引资，不涉及到宅基地转让，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二，以单位的名义，跟村里达成协议，涉及到宅基地的利用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禁止宅基地转让在中国不是很合适，农村承包经营权应该换做农地耕种权，耕种前提要有人，还要有人力。这样更能使农民接受。解决了一个时期里要调整的部分，第三，农村还存在大量的荒山荒地，“四荒地”，没有承包到农民手上，如何处理？第四，再一个林地问题，作为集体财产的林地还是继续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控制着，村集体以很低廉的价格承包给别人了，被别人买断了，但实际上是农村集体享有的财产。十七万三十年时间就出让了，而且没有通过村民的同意。第五，一些公用设施，农业发展要有后进的保障，比如说水库，我们现在在吃农村合作社的老本，谁有权来利用？这部分产权要有个最基本的归属，税费免了以后，农民回来了，过几年之后又会形成一个抛地的情况，最终农民是不愿意种地。2.关于不动产的登记问题：第一，登记的性质，在我国的机关来看，并没有建立民法物权公示意义上的登记，实际上登记的流程是以发证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公示为中心的。没有建立规范的物权登记簿。“以发证为中心的”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是因为行政附属导致的对国家有损害。第二，关于登记机关，一是要统一，最基本的一些原则要确定，我个人认为，晚统一不如早统一。二是关于登记机关设立的原则，我不太同意以行政地属的做法，以中心城市为统一单位来设立一个统一机关，这样设置单一化，便于我们登记公示功能的真正实现。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以县这个城市来设立统一的机构，这样在主城区和县级设置两种，机构设置不复杂。三是另外登记资料的公开，赞成现在登记应该实质审查。资料的公开与个人隐私是不冲突的。只有登记机关在实质审查过程中的一些资料可以公开，这样可以做到公示。关于异议登记，应当设立异议登记程序，不宜设立一个门槛，我认为都应该受理，主张建立一个有期限异议登记，必须在九个月或六个之内，涉及到一个确认之诉，考虑到一审或二审的情况。给登记名义上造成损害的。事后不能证明“非恶意”，即可被请求赔偿。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赵万一（西南政法民商法学院）：城郊土地变向转让，担心的是城市占有土地。大量城市人口占有农村土地目前有这个趋势。应该允许宅基地有条件转让，另外所有权类型化的问题，对国家所有权规定比较简单，国家作为民事主体或是作为所有权人实际上是非常空洞的。发行国债和所有人确定的时候是民事主体，应当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宪法一般不会涉及到具体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法比宪法更具有基本性。国有财产保护的手段比较多，民法典的制定时，我们不能因为宪法没有的东西我们就不涉及。
屈茂辉（湖南大学）：第一，物权法如何处理与国有资产法的关系，如果协调不好会出现一些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国有财产所有人代表人的问题。第二，集体所有权中主体的问题比较突出。物权法对此应该有规定。采用现行立法，比如土地法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许多地方是不存在的，政社分开以后，社就没有了，谁能作为代表行使所有权？第三，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耕地，“自留地”问题如何解决？对承包经营权的期间有矛盾，农民集体自己决定的和法律规定的期间不一样，应该遵从农民自己的决定。另外还存在农村墓地的权利属性和纠纷问题。
翟云岭（大连海事大学）：城市征用农村土地，城郊的农村规划为城市了，城市郊区的土地就非常值钱，像大连市委提出建设“大大连”。
王建平（四川大学）：《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土地管理法》对农民权利的保护很有限，行政机关只是表面认同。大连的通过划大行政区域我个人是反对这种做法的。说得难听的是现在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地痞流氓一样，政府作决定的时候不启动民主程序，不会考虑到农民的权利，在立法制定可不可以限制行政权利。成都市尝试了一些培训，把这个与农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比如周围的农家乐实际上是农民拿承包的土地，实际上改变了土地的用途，那么到底是否可以改变用途呢？四川大学新校区，征地三千亩，这样会造成多少农民没有了土地。所以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还有一部分问题并没有解决。
谭启平（西南政法大学）：补充一点：有必要作相应的规定。公共资产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具有历史文化教育意义的设施，风景景点等，伴随着涨价之风，现在是作为地方政府牟利的途径。通过维修以后收了好高的费用。中央部门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只能有经费，起了一个不好的公示效果，而且侵犯了许多农民的利益。比如邓小平故居。作为政府应该提供公共的资源，像法国的公墓，公共图书馆都是免费开放，政府不能把一切资源来作为牟利的手段，不能一切向钱看，这也是物权法需要规范的地方。我们不能只能注重眼前利益。
高富平（华东政法大学）：从物权法来考虑：首先是区分自然保护区的归属，那些属于公共区域或是共有，这些是政府如何管理的问题，具有文化性质的，国外大多数是免费开放，维修资金来通过财产拨款的途径解决，而我国不是这个情况，主要是没有正确定位的问题。如果是私人的住宅，但如果具有了文化价值，在国外是适用地役权或者是保护性的地役权。在私权利上如何承担文化价值的负担。
李富成（人民大学法学院）关于赵老师提到的宪法和民法的关系，我国的民法是宪法，物权法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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