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先生是2001年的夏天，当时是来人大进修，后2003年读博投于先生门下，时光如梭、岁月如织，转眼已是四年有余，是注定的缘分也是先生从事的民法学事业学把我和先生紧紧的联系在一起。2003年入学后，先生身边需要一个学术助手，便让我来做，我很幸运有机会更多接触先生、了解先生。从一接手这个工作，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先生安排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先生对我的厚望。从我内心来讲，我视先生及老一辈法学家为我们国家的国宝，国宝不应当只是长城、故宫，还应当包括也应当包括那些传承历史和文化、具有经验和判断力的专家、学者、先生们，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能够世代相传、生生不息。随着接触来往的增多，心中的敬仰与亲切与日俱增，在更多的了解了先生的人生经历、为人之后，感慨良多，人称先生学高为师、身正成范，但在我的眼里，还是要用一个“爱”字来概括他，那就是他一辈子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北京、热爱人民大学，热爱自己所从事的新中国的法学事业，热爱自己的学生，热爱生活。

　　 先生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生活着的北京、更热爱用青春和汗水奉献了一辈子的人民大学。先生生于军阀割据时期的北京，长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近八年，工作在五星红旗下的新中国，对祖国的沧桑变化，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崎岖与坎坷、光明与辉煌，有着深切的体会。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他都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当国家处于战争、动荡时期，先生备受煎熬，当国家兴旺发达时，先生欢欣鼓舞，且每当此兴致来时，必赋诗一首，来表达赤子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在国外讲学，无论是美国、德国，他利用一切机会发表对中国的正确的声音，他宣讲着中国的进步、中国法治的进步，市场经济给国家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在香港、在澳门、在台湾，他教诲当地的学生要热爱祖国，做个中国人要有自豪感。在人大的课堂上，他更是教育我们定要学好本领为国家做事，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贡献力量。他把自己这种对祖国深情的爱融于自己的事业中，融于自己的教学中，也融于自己的生命中。对于自己的故乡北京，先生亲历军阀割据、日军占领、国民党统治及至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对这座古老而又焕发着青春的城市有着深深的挚爱与企盼，当看到北京的城市发展时，他兴高采烈，当看到某些地方不尽人意时，他又奋笔疾书，表达自己对城市建设发展的设想。他时刻关注着北京文化古迹的保护，也时刻关注着老城区的改造和重建。他相信，北京的明天更美好！对于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大，先生爱得尤为深切。人民大学，这个社会主义大学的楷模，这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阵地，这个党政干部接受再教育的熔炉，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人才摇篮，这所一成立时他便学习、执教于此的大学，不知倾注了先生多少情感与汗水，他的变迁给先生带来多少欢乐、多少痛苦、多少难忘的回忆。当他对学校、学科的发展有自己的想法、建议时，总是及时向学校提出，时刻关心着学校的发展。几十年风雨一路走来，他始终坚信，人大定会再铸辉煌！回顾先生的人生经历，毫无疑问，先生可以用自己半个世纪耕耘的足迹告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大学，他无愧于自己的祖国—中国、无愧于自己的故乡—北京、也无愧于自己的母校—人民大学。

　　 先生热爱新中国的法学事业。建国初期，与佟柔教授一起参与创建新中国的民法学，在借鉴了苏联的民法学的同时，又不拘泥于苏联的民法体系，创建了中国自己的民法学体系，为今天的民法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治学严谨，参与并主持编写了文革以后的第一批民法学、商法学教材，成为各高校科研、教学的范本。并主持了几项国家重点课题，主编了民商法研究第一、二卷。其中，尤以《民法学原理》影响最大。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呼唤着民商法，先生又写了一系列文章解决市场经济存在的法律问题，保证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先生治学严谨，他不仅对自己要求极高，对我们也提出极为严格的要求。每次指导学生论文写作，从选题到论证、从理论分析到实践调研，先生总是不厌其烦的进行审核，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指导。先生关注国家法治建设，积极参与立法及与立法有关的研讨会，民法通则、收养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企业破产法、合同法等等无不凝聚他和老一辈法学家心血。先生二十几年来多次呼唤民法典的制定，期盼着法治国家能使这片神州热土面貌焕然一新，实现几代法学家的梦想。先生积极参与司法实践和社团活动，他曾担任中国法学会暨民法、经济法学会的副会长，现在仍是北京市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的会长，积极组织、参与各种法律研讨会、学术会议，在由他组织和参与的会议上，他都中肯的提出对立法、司法的建议和思考。他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聘为人民陪审员，同时又是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参与了涉外案件的审理和仲裁。先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不忘履行一个法学家的社会责任。对一些群众的来信、来访，即便是来自遥远的山区或是素不相识的求助者，但他都尽量自己亲自一一详细解答，或是叮嘱我们予以认真解答，就此同很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每当媒体就一些热点问题征询先生意见，他总是站在一个公正的法学家的立场予以解答，维护着这个社会所应具有的起码的道义和良知，追求着一个和谐、美好的法治社会理想。先生教学成果丰厚，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师资班自不用说，他对电大班、函授班、公证班、律师班、法院班、广播电视教学同样倾注着自己的心血，几十年来，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法学人才。这些学生有的身居高位，有的成就斐然，有的是普通的司法工作者，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活跃在祖国的司法、立法、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是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法治国家的栋梁和中坚。我们应当感谢先生及老一辈法学家，新中国的法学事业之所以有今天的继往开来、欣欣向荣，我们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法治进步都同先生这样的老一辈法学家的默默的努力是截然分不开的。

　　先生桃李满天下，与许多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年、节，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对先生的祝福的声音源源不断，从戈壁大漠的新疆到冰天雪地祖国边陲的黑龙江，从琼岛椰林的海南、祖国宝岛台湾到紫荆花开的香港，吟唱七子之歌的澳门，从世界屋脊、喀喇昆仑的西藏和青海，到南海明珠的小朋友们，此刻大家传递着这样一个共同的心声，祝这位睿智、慈祥的师长健康、长寿！学生们对先生有着深厚的情感，先生也无时不牵挂生活、工作于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学子。当得知有的学生因生病不能顺利工作，变得拮据而处于困厄之境，先生总不免眼角湿润，深切的关怀之情溢于言表，每每要拿出自己的积蓄，捐给这些的学生。对于在校的贫困学生，先生拿出国家的奖励，给学生作为奖学金，以使学生能够安心读书。学生过年回不了家，先生包好饺子把学生找来，解除学生的思乡之苦。学生们有了疑难问题，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不管是自己门下的学生还是其他老师带的学生，他都予以认真的解答，从无半点门第观念，有多少校内的或校外的学生从他那里得到了终生的教益，又有多少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凝结着先生的心血、寄托着他的法治理想。学生思想有问题，先生着急，同学生促膝谈心，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对于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先生总是谆谆教诲学生树立公仆意识，并写文章纪念巴黎公社130周年，用巴黎公社精神勉励学生，他认为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巴黎公社精神永存，这笔精神财富属于全人类，有着穿透历史的光芒，它应当是青年学子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处于领导岗位的同学，更应对此很好的加以继承。几十年来，先生的寒居不知留下多少个学子的身影，又走出多少个国家栋梁之材，有多少个法学家、大法官、著名律师的名字要和先生连在一起，都曾投师、求教于他的门下。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学生有着这样的共识，先生之学问、人品我们称之为师，先生予我们学子之情谊，我们视之为友，先生于我们是亦师亦友也。

　　 先生热爱生活，不喜烟酒，擅文，尤长诗，每有感触，他必写诗抒情，港澳回归、飞天揽月，他写诗歌咏爱国情，师生畅叙、共研民商，他写诗歌咏师生情，落霞旭日、山川河流，他写诗歌咏山水情，东陵七友、围坐叙法，他写诗歌咏同事情、朋友情，诗者如歌，歌者如诗，一派豪迈的诗人情怀。先生喜养牵牛花，特别是一种红颜迎霜、能经得住风雨的野牵牛，每值夏、秋，先生窗前都有这种默默无闻的小花在一簇簇盛开，不张扬，不娇艳，不随环境、时令、气候而变异，但却把一种别样的芬芳奉献给大家。先生喜谈、喜看足球，当健儿们在绿草地追逐、射门时，他总是兴奋不已，高兴得像一个年轻人，又像一个老小孩，他对中国足球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多么希望中国队、中国人能早日摆脱落后状态、自强于世界之林。先生热爱艺术，特别是祖国的国粹艺术，对好友赠送的字画、篆刻视为珍宝，精心收藏，远水碧千里，夕阳红半楼是先生的生活写照。先生喜京剧，对京剧的角、行当、流派及演员的家世琅琅上口、如数家珍，他用这种对祖国艺术的挚爱在向我们表达这样一种心声，一个国家、民族只有很好的珍视自己的历史，才能更好的面对未来！先生不仅把这种源于对于生活的爱融于自己的血液、生命里，也滋润、播洒于我们大家的心田中……

记得诗人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经常含满泪水，是因为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先生一辈子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民族、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脚下这片热土。他用自己半个世纪的耕耘实现了自己“爱”的誓言，先生的“爱”字不是用笔写成的，是用生命写成的，他用自己生命铸就的“爱”告诉我们，只有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热爱自己的事业，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同自己民族，同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联系到一起，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一生！沧海桑田，人生多变，但他用这种“爱”的誓言向我们传递着这样的声音，只要生命存续，坚持这种人生信仰永远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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