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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简介
世界贸易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变得比以往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伴随着这股潮流，全球经济一体化急聚发展，而原关贸总协定所未能规范的国际投资领域一时间受到举世瞩目。在此情势下，大多数原关贸总协定成员认为启动新一轮谈判以图加强和扩展该多边贸易体系已迫在眉睫。于是一场划时代的贸易对话于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在乌拉圭拉开帷幕。历时七年之久，经过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较量、讨价还价以及相互妥协，遂产生了世人称之为乌拉圭回合的重要成果之一的服务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Ｓ。
（二）一般原理
１.范围与定义
总协定覆盖的国际服务贸易：
Ａ“跨境交付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ｓｕｐｐｌｙ”例如外贸海运；
Ｂ“境外消费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ｂｒｏａｄ”如境外旅游；
Ｃ“商业存再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ｃｅ”比如某外资银行在他国成立分行并开展业务；
Ｄ“自然人流动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ｓ”例如，英国律师在香港提供法律服务。
２.机构与运行机制
服务贸易理事会（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服务贸易理事会实质上是总协定的行政管理机构，它行使总协定及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为其设置的诸项功能。此外，理事会必须审查被赋予（连续行使）超过５年以上的任何例外，并决定产生这种例外的基础是否有效存在。
争端解决机制与决议执行机制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本协定在处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时，仍沿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的谅解》（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ｎ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ＤＳＵ）所采用的程序与规则。［１］
（三）普遍义务与准则
１.最惠国待遇ＴｈｅＭｏｓｔＦａｖｏ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ＭＦＮ
最惠国待遇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一项中心原则，它实质上是一项义务－即一国给予另一国及其公民的待遇不得低于（现在或将来）它给予／可能给予第三国及其公民的待遇。然而，这项普遍义务不适用于成员国在签订本协定时所作的保留与例外。［２］
２.透明度原则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每一个成员国必须公布其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所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参加的国际协定。但是，机密信息、披露将导致阻碍法律执行的信息、与公共利益相违背的信息以及使合法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的信息不在此限。
３.经济一体化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４.国内规章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５.相互承认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鼓励成员国之间相互承认教育学历、资历、行业标准、许可证、资质证书以及相关协定。
６.支付与划拨Ｐａ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７.政府采购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几乎所有的国家使用其公共资金引导和发展产业尤其是国防和科研。此外，政府开支已成为创造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提请各成员国迅速将这一领域框架协议纳入多边贸易机制，希望在随后的各轮谈判中尽快达成一致协议。
８.一般例外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总协定对环保、人类健康和国防安全等“例外”做出解释。
９.补贴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尽管世贸组织设专章（即以“补贴及抵消措施议定书”）将补贴问题纳入其一体化的管理，但服务贸易尚不适用该议定书。
（四）具体承诺
１.市场准入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
乌拉圭回合就市场准入问题促成了一项初步对等的妥协方案。
２.国民待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国民待遇是仅次于市场准入的重要义务。当一国制定其产业政策时，依照本协定它有义务将给予其国内服务和服务供应商同等的（没必要是完全一致）待遇扩大至其它成员国。
（五）有关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部长会议决定
部长会议决定旨在清理一系列（ＷＴＯ协议生效前）未完成的工作。部长会议有关金融服务的决定结果是达成一份称之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议定书》的文件；有关电信服务领域则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四议定书》。此外就专业服务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船舶运输、自然人的流动、服务贸易总协定内部机构安排、争端解决程序以及服务贸易与环境保护等达成部长会议决定。
（六）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简要评价
服务的种类包罗万象，而服务几乎囊括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全部要素：资本流动、信息、技术与人员。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紧急稳定增长的压力。确保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似乎毫无争议也颇为直接：即在增加就业的同时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众所周知，服务业不但直接吸纳了大量的服就业人口还会在境内外间接得创造许多的就业机会。此外，随着服务水准的提高，人人均可从中受益。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不但符合多边贸易机制的利益，更是世界经济的根本潮流。［３］
无可置疑，基于这种对竞争地位混合式的妥协性质，服务贸易总协定不可避免得存在结构性不足。例如，该总协定第二部分有关水平义务与纪律的规定被附加上不少的条件与限制。附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连同自选式的例外，很可能剥夺某些成员国应享有的（贸易）自由化利益，而使另一部分成员成为规则的特权阶层。美国在金融领域武断且自行其是地罗列最惠国待遇例外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所持的态度颇为强硬：它可以灵活得评估其它成员国服务供应商的申请，并在对等的基础上（即美国企业可在对方市场享受的待遇条件）做出申请人能否进入美国市场的结论。［４］
对服务贸易总协定持批评态度较多的方面还集中在其第十九章的规定上。因为它允许“针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开放新的部门、放宽某些交易、按照它们的发展水平逐步扩大市场准入以及当外国投资进入它们市场的条件成熟时，附加旨在促进它们参与世界经济的条件等方面采取‘适当’的灵活性。”这一点被认为赋予了发展中国家实质性特权，成为它们限制可能提供的开放措施的最有利屏障。［５］
中国有句古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历史上看，被称之为无烟工业的服务贸易曾经一度，受各国非贸易壁垒的严重制约，这种壁垒往往也是无形的。许许多多的努力，如统一或规范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均以失败告终。即便是广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１９８０年维也那国际销售合同公约》也未能将服务贸易涵括在内。［６］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诞生使世界范围的自由化浪潮为之一振。它首开先河，为解放限制服务贸易的政府性措施而引入一套国际化的机制，使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约束自律。其潜在的影响在于：它为提高服务产业的运作效能、增加出口及和平解决争端，建立起一整套可预测的和以规则为导向的机制。［７］例如，依照金融服务的临时协议，所有成员国已在最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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