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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作品常常激起作者同读者对话的欲望，当年听苏力讲座的时候听他说过写到得意处会一拍大腿：“什么叫才华，这就叫才华。”当我认真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时时为大量别具慧眼的精致分析而击节赞叹，我真想我那一“击”和他那一“拍”能够合到一处，变历时刻为共时刻，而且会想象有更多的读者一块参与把那快乐裂变成无数多，而这同时也激起了我质疑和辩驳的激情，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接过作者在代序里的话头，回答作者的问题：你看到了什么？
法律出版社这套法律与社会文丛推出了苏力的两部作品：一部是《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一部是《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1]这两本书是作者对法学和法治实践两个层面研究所作论文的集合，作为北大法学院的一院之长这些年来还能这么高产就是一个奇迹。当说到这些的时候同学说他作为北大的法学院院长如果没有学术产出的话怎么能够服众，其实这样的说法是无力的，只要想想北大法学院也不是就这一任院长，全国也不是就北大一家著名法学院就可以知道，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苏力还是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当然，这只是学术一个向度，院长的行政能力对法学院可能跟学术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我们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他受到了“波斯纳每天晚上都睡觉”这一“流言”的影响。但是显然作者的勤奋同他的“学术产出观”是分不开的，他显然是认同了“不发表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这样美国的学术体制，他认为“述而不作”已经过去了，对“慢工出细活”也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法学界的产出是偏低的。[2]如果他相信数量和质量并不总是矛盾的，那么我们学术中“板凳甘坐十年冷”、“一个人一本书”等可称道的传统可能会转向“著作等身”的期待和努力。多年来法学的“幼稚”这一断语让法学界不能释怀，但是大家更多地是觉得法学的品质不高，如今苏力企图说服我们的是我们中国的法学同时还有产量偏底的问题。当然，我们都能够认同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倾一生之力酝酿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作品，我们也能够认同如果没有压力，很多学者也会懈怠，很多笔耕不辍的高产学者确实值得钦佩，但是不可否认，如今的工业化管理模式催生了大量的学术垃圾，甚至有人认为博士候选人必须在上学期间发表论文的规定类似于大跃进期间的全民诗人，而这里边一定会有类似于“就着太阳抽袋烟，撕下云彩擦擦汗”的作品。作者拿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产出相当于中国50位产出最多的法学家的论文总和为例来说明我们产出低的问题，显然是忽略了作者一贯坚持的“语境论”思路，我们一定就需要那么多吗？况且我们的法学期刊还太少，大多还是双月刊，以当下大批量出产博士的时代，只要有足够的容器，一定可以灌进足够的水，或者水货。苏力践行着自己的理念，在提高法学论文的产出方面确实是以身作则，并且质量不低，“高产以服众”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又是成立的。但是又有多少人会觉得苏力是可以复制的？
苏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些年来做的学问更多的偏重于热点事件而没有做调查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学术品质可能要低一些。这跟苏力一贯的思路是一致的，他在翻译波斯纳的《性与理性》时候提倡“多一点经验研究，少一点形而上学”，认为这本书的翻译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什么是学术”[3]其实抛开他一直以来的“实证调查”崇拜，或者不要从他经常批评的“意缔牢结”的思路来理解真正的“学术”（我们倒是要警惕“真正”一词背后的方法论霸权），我们还是可以在他对“黄碟案”、“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刘泳案和孙志刚案”的分析中看到苏力一直不让人失望的深度。事实上，作者在很多篇文章中对一些“大词”法学表达了不满，对实证调查的方法情有独钟，正如作者所言：“社会科学必须清楚那种大而化之、笼而统之、概念主义、抓纲带目、自由联想、政治正确、以比喻代替验证等某些在传统的人文研究中比较流行的人文传统。”[4]然而这种强调只有在作者明确指出的中国缺少社会科学传统的背景中才能获得正当性。因为实证主义与社会学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发明了社会学的孔德同时也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而迪尔凯姆方法论的基础就是“应当把社会事实视为物”这个命题。[5]然而只要有霸权，就有反霸权，实证主义在60年代以后的西方也受到各种挑战，甚至认为自然科学也是社会建构的。遑论被称作软科学的社会科学了，自休谟切断了“从事实推导价值”的逻辑链条以后，我们如何从实证中去寻找规范，何况后现代客观性的丧失让人们相信没有什么所谓的事实，只有对事实的解释。即使不诉诸形而上的哲学追问，我们对于实证的方法也可以提出很多质疑，甚至有时候人们会怀疑更多的社会学家用他们的数字作为验证他们的理论的修辞术，这样的修辞术并不一定就比“大词”高明，所以才有吉登斯的如下论述：“‘实证主义’一词就像‘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有用的描述性概念，而更多地成了一个带有贬义的绰号，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它曾经有的含义。”[6]如今连竞争激烈的媒体都打出了这样的广告：事实也就那么多，看看××怎么说。以深度报道和对事实的分析以求胜出。当然，在当下的法学界强调实证调查，强调“走向形而下”有纠偏的意义，这也是朱景文老师在讲授了各种法社会学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有限性后说了一句话：“做，比不做好”，他绝非是“聊胜于无”的意思。所以，我把作者对“大词”的批判视为对执着于价值判断而疏于做具体分析的批判（也许可以说是在批判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强词夺理”），更多的是对没有创造力的批判。如果理论家可以创造出比“人治”和“法治”更好的理想型当然也可以是好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所喊出的“走向形而下”的口号只能说明我们的纯理论太苍白，而绝不意味着我么不需要纯理论，如果说的更彻底一些，也许我们可以说实证主义没有遇到纯理论的强硬对手。西方的女性主义就成功地挑战了社会学过于强调量化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倾向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并得出有问题的结论。[7]
在书中我看到了作者的知识分子精神，但是也看到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打击。这样的说法一定是作者所反对的，因为这样对知识分子本质化的做法是不符合作者的学术进路的。但是我们从苏力对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还是看到了他的批判和决疑精神。在“黄碟案”中，作者认为当代中国主流的法理话语是自由主义传统，而学者们在强调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保护公民隐私的时候只是在重复一些关键词，而缺乏对法律事件的细致分析，缺少了社群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视角，而如果有了这样的视角，警察对看黄碟夫妇所采取的行动或许就可以正当化。[8]以我的阅历（阅读的经历），这是作者第一次明确并且系统的表明同自由知识分子的分歧，因为作者一贯反对意识形态的印象式解读，但是在解意识形态之毒的时候，作者不得不给自己的论敌贴上了标签，并且用各种主义做工具来阐释自己的论点。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简约化的思路是人们不得不接受的思维惯性，有所遮蔽必然有所澄清，这些主义其实不就是作者所一直反对的“大词”吗？我们如何能把他们从我们的学术中清理出去。法理学界从“法制”到“法治”“十几年改一字”的努力看起来只是词的变化，我听到过不少斥之为迂阔的嘲笑，其实这一变化是和“人治”和“法治”的转化相关联的，即使你认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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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雅强,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政治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龙骏,
江西省景德镇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局长,研究方向为劳动与社会保障.
李小玉,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经济》副主编、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收入分配.
何斌,
仲恺农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处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罗卫平,
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民法学.
51zy
使他们的研究如虎添翼，
您不妨也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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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榜（共55819篇）
（2008-5-2） |
| 【作者 | 点击 | 文章】 |
| 【贺卫方 | 68449 | 415 】 |
| 【苏力 | 62529 | 296 】 |
| 【郭国汀 | 51240 | 202 】 |
| 【姜明安 | 49746 | 237 】 |
| 【刘剑文 | 46848 | 202 】 |
| 【沈岿 | 40523 | 101 】 |
| 【陈兴良 | 39577 | 103 】 |
| 【鲜江临 | 37692 | 228 】 |
| 【徐国栋 | 37303 | 150 】 |
| 【刘大生 | 37165 | 144 】 |
| 【王怡 | 33641 | 142 】 |
| 【王轶 | 33275 | 88 】 |
| 【强世功 | 32428 | 94 】 |
| 【萧瀚
| 32237 | 97 】 |
| 【尹田 | 31239 | 104 】 |
| 【邵明 | 29594 | 93 】 |
| 【秦前红 | 28419 | 85 】 |
| 【董华春 | 26073 | 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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