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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在变了质的事物里而应当在合乎自然法则的事物里来观察自然。”
——亚里士多德
自1840年以来，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所谓科学，究竟是什么呢？最近，了望时代周刊对此问题给出了一个较好的答复：
“先说科学。中国人真正弄明白科学，来自于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忧患。此正如今天，人们访问美国的硅谷或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仍能感受到的同样心情。科学还使中国人体味到了陌生化，因为它表达的是逻辑理性，而不是个人意志；它崇尚的是自然规律，而不是人际关系。但越是陌生，越是可怕，则越要去克服。从红旗渠的人定胜天到万吨水压机的精工演绎，从磁浮列车的创世纪传奇到巨型计算机的跨越式突破，无不循此脉络，中国人顽强地超越自我设限。到了今天，科学意味着缜密的计划或者规划，意味着建构一种在可行性基础上的未来，从而摆脱命定与随意。”①
我注意到，在这段不长的文字中，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词是与理论法学研究的基本学术意蕴相契合的，它们犹如灰色天幕中的耀眼闪电，撕开了中国理论法学的隐晦和幼稚，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
一、对几个关键词的法学联想与分析
在上述的文章中，“陌生化”、“逻辑理性”、“超越自我设限”、“计划可行性”等名词是明显与理论法学研究相沟连的。它们不仅集合性地代表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对“科学”一词所包含意义的理解和阐明，而且也恰巧与我国理论法学研究的某些特征和学术缺陷有清晰的对应关系，因此使我得到了下面的联想和分析。
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陌生化。我国自古以来，有技术而无科学，所以科学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我们发明了指南针，西方人学了去，用来航海，发现了新大陆，指南针即成为西方人的科学工具。而我们中国人却用指南针来看风水掩埋自己的祖先并荫庇自己。如果说科学是发现外部客观世界的活动，那么，所谓的科学，我们应当承认确实是起源自对陌生的探求和追索的。反观法学研究，其实也是如此。大体上来说，我国自古以来，有法律也有法制，甚至在清末民初的二十余年间出现了连西方社会也罕见的法治景观。例如，在专制皇权之下，资政院数度弹劾摄政王；在袁世凯独裁之际，上海地方法院竟然可以传讯在任国务总理到庭应诉，那是何等光辉灿烂的法治记录啊！但是，遗憾的是，有法律却无法学。“读书万卷不读律”，因为“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为盛世所不尚。”②学者们只研究儒家的伦理学说，却对法律和法制/法治是完全陌生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律之学，无不以探索和发现西方的和/或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和/或被遗忘的本土传统中的法治资源为使命。这种学术的努力，充分地体现着对陌生的研究、克服和上下求索。 广义地说，中国理论法学曾经面临的、和正在面临的问题都是中国社会中的法治外部性问题。前者是或许已经消除的外部性，后者是尚未消除的外部性。
第二个关键词，是逻辑理性。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其精神实质就是理性主义，而意义的证实理论（Verification Theory of Meaning）又是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理论基础。石里克提出了证实理论的基本信条：“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证伪）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③任何现代国家中，法律制度的基本生命都是理性，那么，法学研究也必然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或者献媚政治的。例如，自同态复仇向国家刑罚的制度转移就鲜明地反映了人类法律对政治权威的理性承认而不是盲目依附。除非，我们能够否认上述制度转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并有效论说和建立私刑背景下的无政府社会，我们就必须承认法学研究的理性主义精神是其真正的学术品格。另外，因为法律文本的规则特性是天然存在和不证自明的，所以法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直接地扫描和分析着法律命题和规则句子的意义和所指。因此，法学的经验研究固然是大量的，但是对法律经验与现象的研究只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只有在严格的制度分析和法哲学思辩的逻辑指引下，法学才成为历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的显学，这已经为西方法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第三个关键词，是设限与超限。这似乎是两个词，其实是一个词。人的自由本性往往导致追求边际效用的最大化，但是边际本身就是对人的超限之设限。在西方科学思维中，设限和超限是其基本的思维方式。记得美国著名历史作家约翰·托兰在其名著《日本帝国的衰亡》中很形象地将西方文明比做皮箱，而将东方文明比做包袱皮。他说，西方文明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如同一只皮箱，可以容纳多少东西是准确而有限的，但是他们力求把这只皮箱做的足够大。④这很形象地描述了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我假设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近现代西方法学的基本思维方式，那么，总体上的西方法学，其实都是在思考人类应当如何对自己设限和超限的“法学皮箱”。恰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是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再来看我们中国。传统的中国人，思想上的自由程度远超过西方人的自由程度（中国书法和写意国画就是这种东方思想自由的明确证据），但是言辞与行为的设限却是内在的和单边主义的，这极大地压缩了思想和意志外化与显露的空间。现实中，无论是单独的个人和庞大的组织甚至党派，都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传统意义上的多种自我限制，这往往直接导致学术研究的品格分裂，甚至使国人的虚伪成为习惯。例如，官大一级压死人，只是用级别这一利器向下进行制度压迫，却从来不容许下级探讨上级命令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那么，在上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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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雅强,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政治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龙骏,
江西省景德镇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局长,研究方向为劳动与社会保障.
李小玉,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经济》副主编、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收入分配.
何斌,
仲恺农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处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罗卫平,
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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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的研究如虎添翼，
您不妨也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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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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