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死亡指标”体系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往年基础上适当降低，并在年初公布，2007年“全国死亡总指标”相对指标即“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指标分别是0.51、3.17、5.7和1.923。也就是说，1亿元GDP可以以死0.51人为代价，其他3个指标以此类推。
交通事故发生后，7天内算事故死亡，要占指标；而7天外不属事故死亡。交管部门就存在一个潜在愿望：即使人要死，也要尽一切力量拖过7天！
它的每次发布，都如同投下一颗“舆论炸弹”。
2007年的“舆论炸弹”，是被4月末公布的“北京市各类事故死亡人数控制指标”引爆的。这里的死亡人数已精确到个位——指标规定：北京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应控制在1733人之内。其中，交通肇事为1373人、火灾为33人、生产安全为196人。全市死亡总指标还会向各区分摊：例如，北京朝阳区今年“分到”的死亡指标为250人，而该区的火灾死亡指标为8人。
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北京市消防局，其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称：指标是由公安部下达给北京市的。记者又从公安部获悉：“死亡指标”依据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设立，涵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至今已实行3年。
每年年初，根据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要给出该年度的“安全生产总指标”，包括工矿商贸、火灾、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民航飞行等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而在这个“总指标”中，再分别给出各项事故的指标，并把不同的指标下放给各个系统。例如，2005年“全国工矿商贸企业事故死亡人数控制目标”为16263人；“金属、非金属矿事故、矿难的死亡人数控制指标”为2645人。
“总指标”确定后，安全生产委员会会按照“实际情况”，把这些指标发放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建设兵团)。例如，中国第一产煤大省山西省，在2004年煤炭企业获得的“死亡指标”是495人。
各省以此类推，再把这些指标分解下放到各地(市)及省直属企业，而各市、县最终把指标下放到具体企业。例如，2004年山西省大同市获得死亡指标54人，分配给省属大同煤矿集团的指标是23人。
此间最关键的环节是：2007年的“全国死亡总指标”是如何算出来的？南方周末记者从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指标分为“相对指标”与“绝对指标”，相对指标即“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往年基础上适当降低，并在年初公布。2007年4个上述指标分别是0.51、3.17、5.7和1.923。也就是说，1亿元GDP可以以死0.51人为代价，其他3个指标以此类推。
而安监总局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对各省下达的绝对指标源于该省前3年意外事故死亡人数总和的平均值，再加以“微调”——有一个较为复杂的公式，对此进行计算。但最重要的前提是：下一年的“死亡指标”一定少于上一年。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地区、行业和单位都有死亡指标。一些省区对近年没有发生伤亡事故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实行“零指标”控制，“一个都不能少”。
完不成指标怎么办？
“死亡指标”诞生只有3年，但在中国“指标体系”中的地位一路飙升——2006年，被写入国家的“十一五规划”，是考察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陕西省一位交警支队队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能否在指标数目之内，关系到整个支队的评优、评奖，关系到干部们的升迁和警察们的奖金。这个指标的重要，体现在其可以“一票否决”上。所以，除了“尽人力”外，大家还得“听天命”，祈求在自己的辖区少出点事、少死几个人。
“像交警系统和消防系统，年底往往是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支队长称，“而对于已经超标的单位，只能‘想其他办法’。”
陕西《华商报》报道，该省安康市曾在其所辖的10个交警大队中开展“争优”活动，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当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不能超过前三年的平均数。为达标，平利县大队出现了瞒报现象，该大队负责人因此被“双规”。
“天灾、人祸难以预料，如果分摊到最基层并规定得过于具体，会带来一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系主任毛寿龙说，“比如，北京朝阳区今年的交通事故死亡指标是6人，朝阳区交警队即使对本区车辆严格管理，对司机加强教育，但海淀区的司机到朝阳区撞死了人，那也要占朝阳区的指标。同理，朝阳区某人到海淀区扔下一个烟头，酿成火灾与人员伤亡，指标则要算在海淀头上。”
另有了解内情的人士称：交通事故发生后，7天内算事故死亡，要占指标；而7天外不属事故死亡。交管部门就存在一个潜在愿望：即使人要死，也要尽一切力量，至少能拖过7天！如果事故发生在12月末，为完成保证当年的指标，交管部门会全力抢救——拖到次年1月，就可以不占指标了。
“我们内部，尤其是基层，对这个指标也有些不同看法。”公安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他指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诸多偶然因素——比如伤员抢救时间、医疗机构的条件等。但现在的问题是，事故受害者的生命力是否“顽强”，都要和当地官员的“荣辱祸福”息息相关。
山西某退休矿长则向记者透露，他们每年年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主管部门“沟通”，争取多给几个指标——这样更容易完成任务。
由于死亡指标的存在，煤矿地区还形成了“周边产业”。有神通广大的人士，在矿难发生后，为遇难者安排异地火化、安抚家属“禁声”，确保遇难者不占用“死亡指标”，为矿主“消灾解难”。当然，此举收费不菲。 (来源：南方周末)
有实效的“必要之策”
“死亡指标的制定，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无奈之举。”毛寿龙说。
这位行政学专家介绍：在法制化比较完备的国家，可以通过法律严厉制裁安全事故的责任人。还可以对预防事故的安全标准作出法律规定，予以严格贯彻，因此并不需要具体的行政指标。但在中国——这个行政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中，一方面安全管理的责任都压在职能部门的官员身上；另一方面，官员对上级负责，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需要尽量地详细。而最详细、最一目了然的统计方法就是数字，而且数字越具体，越容易考察。
对各方的质疑，负责制定指标的职能部门也有苦衷。“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指标有不科学的地方。”公安部一位人士说，“但现在官员都以政绩为考核依据，定了指标，才能让他们更有动力。”
2006年的指标下达时引起争议，国家安监总局有关人士曾出面澄清。这位负责人称：不是下指标要死多少人，而是不能突破这个数。“死亡在中国现阶段不能回避，但要努力做到少死人，甚至不死人”。
而据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称：实行这些指标后，全国事故总起数和死亡人数逐年下降。2005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之2004年，分别下降了10.7%和7.1%。其中有29个省份，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控制在指标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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