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监护责任属于何种法律关系？难道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吗？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如纪律处分，颁发证书，制定校规等，是何属性？恐怕用“近似于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来定位学校——太草率了吧？
让我们推而广之：学校与教师之间，工厂与工人之间，公司与雇员之间，医院与医生之间，医院与患者之间，进而扩展至——任何一个单位与员工之间、与外部关系人之间，是何关系？这是一类具有同种属性的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是性质不断发生演进至今尚未定型的关系。恐怕冠之以“行政法律关系”不太合适吧？当然，非此即彼的选择“民事法律关系”也未必恰当。准确地说，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类前所未有的新型的法律关系，非国家机关（各级各类）的社会组织的内部（或外部）管理关系。
该文所称源于德国之“公营造物”，为避免歧义而改称“公务法人”。愚以为是“错上加错”。公务，历来被理解为是国家机关的使命，如此一来，“公务法人”与国家机关必然会混为一谈。而法国学者将其称为“公立公益机构”——堪称恰如其分。
公立学校与行政机关和私立学校——孰近？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是有着共同属性、共同规律的，只是投资人的性质有所差异。行政机关与学校则有着——天渊之别。它们三者之间的谱系关系——一目了然！
生硬的把国家所属（作为所有者出资兴建）的社会组织与国家自身的职能（作为管理者）联系在一起，明显混淆了国家的双重身份。教育本身是需要行政管理的，但教育本身不是行政管理。公立学校承担和实现的不是国家的管理（即行政）职能，而是国民对教育这一特殊“产品”的特殊需求。同理可证邮政、电信、铁路、公路、水电等事业。
该文所表述的“公法团体”（人的团体）、“公法财团”（物的集合）、“公法机构”（人与物的组合）的内容和区别，在逻辑上是荒唐和可笑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的组织是不存在的，没有物的组织是不成立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人与物的同时并存。
公法本身就是需要借助于其他事物来界定的，而不是界定其他事物的根据。例如：公法是关于调整公法人的法。那么就可以得出：由公法调整的就是公法人，显然荒唐至极！
自治权，凡组织——皆有。如何定性？自治是关键词？还是组织的所有制性质是关键？同样，一目了然。
请不要忘记：私立学校也具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及法律人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在该文所举“强制利用”两例中：1、强制将患传染病之人送至医院；2、强制家长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强制的对象分别是：传染病患者和适龄子女家长。而强制者是谁？是所谓的“公务法人”——医院和学校吗？显然不是，而是相应的行政机关。“张冠李戴”了吧？
该文在解说“特别权利关系”之时，却在后表述为“特别权力关系”，真可谓是前言不搭后语。另外，服兵役是一般权利关系，而成为公立学校的学生、公民担任公务员等倒是特别权利关系，不知是何道理？
该文所称的“特别权力关系”的本质是：特别权力人（公务法人）可以为对方设定各种义务。倒要请问：在私营公司里，老板对员工（甚至上级对下级）不是也是如此吗？还要请问：在哪一种甚至哪一个组织里又不是如此呢？
组织内部的服从性，不是排除司法审查的借口。以成绩评定为例进行讨论：成绩是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成果的评价。应当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违背这样原则给出的成绩，学生当然享有质疑权（在特定情形下可形成诉权）。成绩评定，首先要有规则可循，且必须公开。简单的：如闭卷笔试。考试结束后，校方应公布评分标准和参考答案。评分标准和参考答案是可能引发争议的，此乃学术领域之问题，应建立相应的学术机构进行裁决，除非该裁决机构本身的组成和运作成为纠纷原因，应排斥司法审查。此外，对异议考生应规定试卷查询程序。复杂的：如平时成绩，即学生在一定阶段（通常为一个学期）的平时表现，可以由许多维度来考量，且未必都能量化。其实在学校环境下的考评，不同于社会上的水平考试或选拔考试。水平考试或选拔考试是在陌生的环境下，在短促的时间内，不得以采用的评定手段。校园考评则完全不同，是在熟悉环境、较长时间的背景下，教师完全可以充分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一纸试卷——太简单、太草率、太武断、太片面，简直就是不得已之手段。既然具备非迫不得已的情境，还有什么理由选取闭卷笔试呢？恰如父母对子女的评价，难道还需要一纸试卷吗？平时考评，应当成为校园评价的——正途，而完全应该废除期末考试。学习的本质也是点滴积累，而不是“暴饮暴食”。人们对考试的理解，可能太偏颇了。
难题也随之出现了，平时考评的标准问题（公布自不待言）。这是一个“合理性”的问题，要合乎理性，合乎教育规律，合乎学科特点。由此产生的争议，应由学术机构裁决。标准的执行问题，由此产生的争议，可以司法审查。
至于宿舍管理，则极有可能“转化”为民事法律关系。恰如，宾馆、饭店对顾客的管理。
该文将“特别权力关系”分解为：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进而得出基础关系可诉而管理关系不可诉的结论。言外之意：重大利益——是诉与非诉的分水岭。此种认识实属不当，因为重大利益本身就“含混不清”，况且世间并无“微小利益不受司法保护”的共识。君不见“几分钱的民事官司”。诉与非诉的关键因素在于——是否法律纠纷。例如：着装、仪表的规定。军队有“军法”自不待言。学校的校规，就存在合法性审查的问题，为什么不可诉？
所有的“家规”都不仅仅是“家里自己的事”，而不许他人干涉，特别是当其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诱因之时，就一定会——难逃法网。即使纯粹个人的行为，都要受“不干涉他人自由、不侵犯他人权利之原则”的约束，更何况组织乎？只有人的灵魂——是法律的禁地！
监狱与服刑人员之间是标准的行政法律关系，怎么可以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莫明其妙！
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更明确了学生是学校的外部关系人，而教师则是学校的内部关系人。
对校规提出质疑，如果未果，进而提起诉讼，实属必要且正当。难道对影响全校学生且反复适用的违法校规提起诉讼，还不够重吗？还不够急吗？如果说这也能算是“妨碍此类事业法人的正常工作”，那就要看言说者是站在何种立场之上了吧？
顺便提一下，谁是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的成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可能有人会认为是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吧？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公立高校的所有人是国家，所以公立高校的成员只能是——国家。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包括校长）——只是雇员。章程只能由成员来制定，非常遗憾的是，章程作为学校合法存在的基础——居然难觅其踪。不由得不让人怀疑学校的合法地位。
校规校纪从来都只是具有“对内效力”，而根本不可能具有对外效力。对内效力显然不可以对抗法律，对内效力显然也不是排斥司法审查的理由。
该文所转述的日本学者室井力教授的观点——可谓精辟。至少，在学校的法律定位的问题上，倾向于私法比倾向于公法——更接近真理。
没有人、也没有办法可以“尽可能减少和限制公务法人自行创制规则、自行决定成员或使用者地位的权力”。而恰恰相反，社会组织的自我治理应该大张旗鼓、大行其道、大展宏图、大放异彩。
请问：谁是学校行为的复议机关？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其主管的教育行政机关。学校原本就是所属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管理对象（即相对人），忽而又与其来到了“一条战壕里”（复议机关与被复议机关的同质性），这匹配吗？
不回避学校这样困局问题的态度，值得肯定。但生硬的乱贴外来的、既有的、僵化的标签的做法，不敢苟同。穿旧鞋，可是走不了新路的！
该文“不经意”间回避的私立学校的话题，就已经足以致该文的论点——于死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