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5月24日上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启动判后释明听证程序，由高院副院长与四位资深法官组成听证合议庭，听取案件当事人海口金轮货运有限公司的申诉，针对海口金轮货运有限公司申请释明的两个事项，请原承办法官面对面向当事人作出释明，答疑解惑。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
法律的本质是公正。让胜者赢得明明白白，让败者输得心服口服，“胜败皆服”，无疑是司法制度的一种追求。
判后释明制度的有效实施，既是法院主动接受监督的一种措施，也为当事人申辩、申冤增加了渠道，无疑有利于案件服判息诉、化解社会矛盾。
目标案件
追讨91万“码头租金” “金轮货运”两审败诉
“那250万元，其实是我们租用海口港2号码头的5年期租金”。海口金轮货运有限公司老总陈妃昔说自己很“冤”，250万租金已经汇到了海口港集团公司的账户上，可没想到那个码头才租了3年零2个月，却被中途收回了。
钱确实交了，码头也确实被收回了，陈妃昔当然觉得“冤”。为了讨回剩余1年零10个月租期的91万元租金，去年6月13日，金轮货运一纸诉状，将纠纷诉之公堂。
然而一审，金轮货运败诉；二审，金轮货运再败诉。陈妃昔一肚子不服，他的不服，打响了海南省法院实施“判后释明”听证的第一炮。
案情，并非陈妃昔说的那样简单。
“合作”经营起风波
码头中途被收回
金轮货运得以经营海口港2号码头泊位，其实是与海南张一有限公司“合作”的结果。这个码头，原本是由张一公司向海口港集团承包下来的，当时书面约定，将1-2号码头出租给张一公司，用于经营一般杂货和集装箱装卸业务，租期自1995年1月1日至2005年1月1日，共10年。
金轮货运很看好码头经营的市场前景，2000年1月与张一公司签了一份《码头共同经营协议》。双方约定共同经营1-2号码头，金轮货运“同意投资人民币250万元替张一公司交还海口港集团公司合作款250万元；并一次性付给海口港集团250万元”。双方还约定，租期自2000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共5年。
签约后不久，金轮货运就分次将250万元转到了海口港集团的账户上。
此后过了半年，双方又签了一个补充协议，约定金轮货运只经营2号码头；同时，如因张一公司的原因，致使协议无法履行而给金轮货运带来损失，张一公司应负全部责任。
但偏偏事与愿违，海口港集团因张一公司被工商部门吊销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而收回1-2号码头的经营权。2003年2月，海口港集团通知收回1-2号码头，并于3月8日强行实施。事后，为讨回已付“码头经营合作”款，金轮货运将张一公司、海口港集团一并告上法庭。
法院认定250万是投资
原告两次上诉皆输
一审法庭上，张一公司称，该公司与金轮货运的联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在海口港集团的召集协调下达成的，协议的内容也得到海口港集团的认可，而且，海口港集团已收取了5年的“码头租金”，金轮货运也已按协议经营2号码头3年有余，海口港集团已与金轮货运形成了事实上的码头承包关系。所以，是海口港集团违约强行收回码头造成了金轮货运的损失，应由海口港集团承担责任。
海口港集团则称，该公司与金轮货运从来没有任何合同关系，金轮货运与张一公司签的合同，该公司既没有签过字，也没有盖过章，不应受合同内容的约束，更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该公司收到的250万元，是张一公司归还该公司的欠款，与金轮公司及本案毫无关系。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依据金轮公司与张一公司签订的两个协议，应认定金轮公司所称的250万元，是就双方合作经营码头的一次性投资款，并以此款替张一公司交还海口港集团公司的合作款，而不是“码头租金”。因张一公司的原因导致码头被收回，是张一公司的过错，张一公司应就此向金轮公司承担责任，但金轮公司向张一公司的主张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而海口港集团未在两个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不是本案中码头合作经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应对金轮货运的损失承担责任。由此，金轮货运的诉讼请求，被一审判决驳回。
金轮货运不服，上诉至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原判，并将一审诉讼请求中提到的“码头经营合作”款改称为“码头租金”。
省高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二审此案。合议庭审理后认为，从两个协议的内容来看，本案所涉250万元的性质，足以认定为是金轮货运的投资款，而不是“码头租金”。合同只能约束合同特定的当事人，海口港集团作为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不应该承担合同的义务。而张一公司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过错导致合同另一方受到损失，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在张一公司未以超过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情况下，主动援引诉讼时效的规定，认定金轮公司向张一公司索赔超过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由此，省高院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判令张一公司向金轮货运支付违约金440万元。金轮公司要求海口港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被二审驳回。
公开释明 当事人质疑终审判决
“250万”是投资还是租金？
“250万元，为什么认定是投资而不是租金？”24日上午8时半，因为金轮货运对这起“码头合作经营纠纷”终审判决的质疑，拉开了海南省法院“判后释明”听证的第一幕。
金轮货运老总陈妃昔认为，关于250万元的性质是本案的焦点，弄不清楚，将导致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如果认定是投资款，他就有义务承担投资风险，收不回来就该自认倒霉；如果认定是租金，他就有权利要求海口港集团返还多付的91万余元租金及利息。
5资深法官坐堂会诊
海南省法院本月起实行的“判后释明听证”规定，让陈妃昔又有了一次与法官对话的机会。2006年5月15日，金轮货运的老总陈妃昔在收到终审判决后，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该案承办法官戴义斌等对判决作出两点解释：
一、对金轮货运向海口港集团支付的250万元属“码头租金”的相关证据，进行释明。
二、对张一公司是否欠海口港集团250万元、金轮公司是否有义务代为偿还的相关证据，进行释明。
这一次，法官向当事人对判决作解释，跟过去不一样：承办法官不是坐在高堂之上居高临下，而是与当事人金轮货运平起平坐，面对面；承办法官也不是向当事人进行一对一的解释；作出终审判决的戴义斌法官与败诉的金轮货运，共同面对的是，由省高院副院长张光琼以及来自省高院民二庭、立案庭、审监庭的5名资深法官组成的“听证合议庭”。
在张光琼的主持下，金轮公司向法官戴义斌提问，戴义斌必须解释，解释不清不行，解释得站不住脚，还将意味着被纠错的后果。
法官与当事人“对质”
质疑：
对于第一个疑问，金轮货运的理由有：
一、该公司与张一公司签订《码头共同经营协议》，是在海口港集团的召集和协调下达成的，内容也是海口港集团同意的。合同约定支付的250万元，名义上是“合作款”，但事实上是租用码头的租金。
二、该公司向海口港集团支付的250万元中，其中70万元，金轮公司在支票上载明付款用途为“码头租金”，海口港集团在收款的进账单上注明的也是“码头租金”。
三、还有173万元是该公司委托一商行代付的，商行出具的付款声明中也明确，是代该公司付“码头租金”。对此，海口港集团收了钱，没有提出异议。
这些事实是否可以说明，金轮货运与张一公司在合同上约定的250万元，名为“合作款”实为“码头租金”？金轮货运名为替张一公司向海口港集团还款，实为与海口港之间的租赁关系？
释明：
戴义斌法官对此作了解释：
一、从情理上，金轮货运陈述的事实值得同情，花了250万元原本是为了经营5年，结果经营了才3年多就被收回，吃了亏。
二、从法律上讲，法院认定的事实是法律事实，必须依据双方当事人在诉讼阶段提供的证据，判断谁是谁非。对于250万元的性质，在一审二审过程中，金轮货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合同上约定的“合作款”性质。只有个别环节有“码头租金”的证明，但从更多的证据综合来看，该款应认定是合作投资款。
三、金轮公司遭遇的商业风险，自己是有责任的。假设该公司真的是与海口港集团约定250万元是租金，就应当在付款前要求海口港集团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同时，更应清楚地了解张一公司的经营状况。
质疑：
一、海口港集团既然与合同没关系，为什么要收250万元？这算不算不当得利？
二、一审二审均认定250万元是替张一公司还海口港集团的合作款，但对张一公司是否欠海口港集团合作款的事实，为什么没有审查？
释明：
一、根据本案的两个协议，海口港集团有理由认为，这250万元是金轮货运替张一公司交还给海口港集团的合作款。所以，不能说是不当得利。
二、这是一个民事纠纷，按照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双方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法官没有义务主动去调查取证。
主持人：“此案有疑点”
大约一个小时，戴义斌法官对金轮货运的释明，有序地告一段落。其间，听证会合议庭的5名资深法官，就戴义斌法官、金轮货运各自的陈述，分别向双方发问。
经短暂的讨论，听证会主持人张光琼向合议庭其他4名“听证合议庭”法官征求意见后总结：
关于250万元属于什么性质，是承包租金还是合作投资款？这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从听证情况看，合议庭初步认为：“此案有疑点”。合议庭认为，有必要对疑点进一步核实；核实之后，合议庭将择日作出答复。如原判正确，则向当事人送答《释明意见书》；如判决存在错误或严重瑕疵，符合立案再审条件的，将书面通知当事人。
据悉，按省高院本月实行的《关于实行判后释明听证的规定》，合议庭应在听证会后的5个工作日内，就此案判决的正确与否作出评议决定。
听证三方谈海南省“判后释明”特点——程序决定实效
与省外法院相比，海南省“判后释明”制度有何特点？听证会后，记者就此采访了听证三方。
李亚雄（金轮货运的诉讼代理人、海南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从今天的释明听证看，能达到判后监督的意图和初衷。”判后释明给当事人增加了一次申辩的机会，而海南特有的这种听证形式，使释明更有公信力。有承办法官与当事人面对面“碰撞”，有未接触过当事人的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当场“听诊”，三方意见在一个简易程序中高效交流，使听证在相对中立的环境下，对焦点问题有初步的判断，这是一个有效的判后监督。
戴义斌（海南省法院第一个接受释明听证的法官）：
“还没有一个法院以这样严密的程序，听证办案法官的判后答疑”，从办案人到“受审人”，对于这个从未经历过的“角色”，还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但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
张光琼（省高院副院长）：
“程序决定实效，程序决定公正”，让当事人与法官零距离交流，让案外资深法官听证评议、限时作出评议结论、将评议结论备案并作为法官考核的一个依据，这一系列程序，是我省判后释明制度有效实施的保证。这既是法院主动接受监督的办法，也为当事人申辩、申冤增加了渠道，无疑有利于案件服判息诉、化解社会矛盾。
法官视角
判后释明是为了追求“胜败皆服”
法官判后释明是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法院判后工作的必然要求。面对案件当事人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人民法院首先必须接受，然后“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要么给予解决，要么解释说服，不得压制，哪怕申诉、申请再审毫无道理。
法官判后释明也是法官应尽的义务。人民法院在终审裁判作出后，当事人存在疑问，提出质询，要求公开阐明裁判的理由和根据，符合审判公开原则，法官没有拒绝答复的理由。
法官判后释明是解决缠诉缠访这一“司法顽症”之良策。当事人重复向人民法院申诉、申请再审的比例占案件总数的40%至60%。他们三番五次，甚至数十次、上百次的向人民法院申诉，但“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其症结在于人民法院处理群众申诉、申请再审的工作机制不够科学，审判案件的法官往往只注重判案，不顾及息访。全面推行法官判后释明制度，让承办法官就认定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审判程序以及裁判根据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向当事人作出释明，解惑答疑。虽然不敢奢望以此达到“胜败皆服”的目的，但可以尽可能地让胜者赢得明明白白、让败者输得清清楚楚。
法官判后释明是现阶段人民法院塑造司法权威的迫切需要。司法权威法官以公正、文明的司法行为，客观公正的裁判加以塑造。司法透明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理念，其核心是反对秘密的审判，反对费解的判决。对晦涩的法律用语的解释，对裁判理由和判决根据的释明，是彰显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有效手段。
当然，任何司法制度均有利有弊，判后公开释明听证制度作为新生事物，肯定有不尽完善，不尽周全之处，制度设置不合理或者实施的不当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干扰案件正常审判工作。就判后释明制度而言，其制度的优越性不容置疑。虽然刚刚“试水”，我们坚信它将发挥巨大的诉讼价值。
相关链接
什么案子适用
据《关于实行判后释明听证的规定》，民商及行政案件的当事人，目前可以就以下5种情形要求办案法官作出解释：
一是认为证据运用不当，遗漏证据或者有证据证明的主要事实没有认定，影响裁判结果，要求释明的；
二是认为作为裁判依据的重要证据未经质证，或者虽经质证但采信不当，影响裁判结果，要求释明的；
三是认为确定举证责任分担不当，造成裁判结果不公，要求释明的；
四是认为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影响裁判结果，要求释明的；
五是认为诉令主体错误，没有依法履行释明义务，判决中遗漏诉讼请求或者超越诉讼请求，造成裁判结果不公，要求释明的。
此外，当事人认为裁判文书中的某些文义表述不清的，可直接向承办法官或审判长提出释明申请，由承办法官作出释明。
学界争议
判后释明制度的推行，曾引起学界争议，有人赞同，有人异议，也有人持观望态度。
异议观点：我国实施两审终审制度，而“判后释明”类似于对两审终审的再审，可能会造成“终审不终”的现象。
赞同观点：判后释明，这是实施现行审判监督制度的一项有效方式，它是一种答疑，是对当事人申诉的一种有效审查，至于释明听证后是否要提起再审或纠错，将视必要由再审程序解决，所以，它与再审程序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增加这一环节，并未涉及对两审终审制度的动摇。
省外做法
上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一些法院实行过裁判后一段时间当事人申诉、申请再审，由原审法官接待处理的办法。
山东省法院系统，建立了由审判法官参与接访的“大信访”格局；江西鹰潭法院，推行了分管院长、原审判庭庭长、原承办法官、立案庭庭长、接访法官共同接待的“1+4”接访方法。
贵州安顺法院，推行了法官“判后答疑”制度，由原承办法官在接访法官的主持下，向当事人释明。这一做法被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广，引起媒体和学界普遍关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评价安顺法院经验时指出，这是人民法院定纷止争、案结了事的一项有效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