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只该做“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事情，而不是面面俱到

　　今年两会的一个重大看点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中包括人们比较关注的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对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是必须要确定自己的定位，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该自己管的必须管好，不该自己管的坚决不管”。然而政府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今后无论涉及到哪个部委的撤并、新设还是各个部委职能的重新定位，都将牵涉到各方面的切身利益。

　　从政府职能定位的角度说，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转的确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尽快向温总理强调的“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迈进，这就涉及到有“抓”有“放”。而从群众利益的角度说，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每个人都开始注重维护自身的权利平等，也就愈发关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因此对“抓”与“放”同样关注。

　　近年来，我们一直按照“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积极稳妥、分步实施”的原则进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这就意味着，对包括国务院机构在内所进行的“大部制改革”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全解决，更不能期望一步到位，很可能是呈螺旋式进展。

　　事实上，从1982年开始至今的近26年里，我们业已进行了7次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改革(今年则是第8次)。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设立过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便是将保护环境的职能划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管辖，而不是目前仅划在直属部门内。与20多年前相比，人们愈发认识和重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于是各个方面强烈呼吁重新强化环境保护职能的声音多了起来，并且要求实行垂直管理。我们也曾设立过“能源部”，将煤炭、电力等部委划入。即便是最能体现“科技强国”方略的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从1998年始更名为“教育部”和“科技部”。类似这些部委撤并与重新设立的意义，即便是当年也都有说得通的道理。从那时至今，我们看重的仍是贯彻精简统一与效能的原则，力争从转变职能上先理顺关系，至于效果究竟如何仍需要实践来检验。这就意味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而不是追求一蹴而就。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即要求按照外国一些惯例与做法来比对我们自己，比如比照“大社会、小政府”的理念，只设立十几个职能部门就能将政府必须管的事情全部搞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当然好。问题是我们毕竟有自己的国情，不能什么都同人家外国简单对比。比如我们国家的人口已达到13亿多，在世界上堪称是“教育大国”(这里仅以规模而言)。面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与发展极不平衡和顾此失彼的实际，为何就不能将高等教育的管理职能专门划分出来(何况我们是有过高教部的)。不能因为人家欧美国家没设立过类似机构，我们就放不开手脚，或者人家设立了哪些部门，我们就按照惯例跟上去。事实证明，那样做只能适得其反。

　　所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仍然要集中到转变政府职能上来，即政府只该做“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事情，而不是面面俱到。尤其是要注意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不能光在行政审批的管理模式内转圈圈，更不能一味盯着如何扩充权力与利益。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抓住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治本之策，切实解决以往政府部门缺位、错位和越位的难题，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满足社会和人民的切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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