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场心理课题研究中心主任，有“打黑局长”之称的王立军认为，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形成有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人文背景和地域条件等诸多因素。它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王立军认为，中国的涉黑犯罪与境外的黑社会、黑手党犯罪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境内外的涉黑犯罪都是为个人需求，以经济为标的而采取的行为，都是寻求政治、经济、上层建筑的保护和司法的庇护，从而形成一种结构和利益共同体。
不同的是，境外的黑社会往往一起步就明确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结构。境外的黑社会、黑手党一般来说是迫不得已才搞打打杀杀，而一旦被司法系统或执政党锁定目标，往往不惜自己切断“神经末梢”，丢卒保帅，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而国内的涉黑犯罪，初期多以暴力和违背治安管理为手段，留下浓重的社会劣迹，自下而上地搞打打杀杀。国内的黑社会团伙一旦暴露之后，往往是一些小的“保护伞”最先被抛出来，导致一些干部被判刑，一些司法干警成了“替罪羊”，而真正的黑社会“老大”却藏匿起来，或者是虽然被抓，但案子久拖不决，久审不判。因此，针对这些人的侦查，必须有特殊方式、特殊手段、特殊过程、赋予特殊权力、营造特殊环境，否则就不能完成。
王立军特别指出，过去我们的对敌斗争，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现在则是“敌中无我，我中有敌”。这就使打黑过程更加危险、更加复杂。由于负面的东西长时间不能暴露出来，往往使打黑者心有余悸，屡遭报复、心灰意冷，一些老百姓和官员甚至谈黑色变。
在谈到打击黑社会犯罪这一问题时，王立军曾说过一句名言：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这位中国十大杰出民警感慨地说，猖狂一时的日本鬼子兵，不是被中国人民打败了吗？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不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灰飞烟灭了吗？一些黑社会团伙怎么会在今天甚嚣尘上？关键是我们要敢于碰黑，勇于打黑，善于打黑，并把黑恶势力赖以生存的黑土壤、黑后台铲除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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