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各地上演的农民工退保潮现象总能引起关注与思考。退保，意味着舍弃了养老保险账户中更大比重的共济基金，而仅仅拿回属于个人缴纳的8%部分。不仅使得公民舍弃了“老有所养”的未来愿景，它也以被迫放弃权利的形式，对这么多年的社保体系建设产生消减与内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保无法在省际之间转移和接续的现实，使得这些流动者被迫选择退保，另一方面，退保只退个人账户不退共济基金的现实，又反过来助长了地方对退保大开绿灯。甚至没有人知道，历年来全国通过这种转移截留社保资金的数目有多大，以及这样一大笔钱具体的流向。
这样的一个局面何时才能改观？我们仍难以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回答中得出一个明晰的答案。要制订或出台跨省份人员流动社保转移和接续办法，是不难的，关键是何时能够将纸上的方案变成真实的权利在手。从田成平提出的两年实现省级统筹的时间表来看，省际之间的对接与统筹仍是一件“语焉未详”的事情。
何以如此？当我们一次次想弄明白这一切，就会一再发现社保转移并不是真正处于终端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宏大体系内的细枝末节。“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这既让我们足以理解，为什么相关部门在五六年前就已开始研究的养老保险账户跨地区接续问题，到现在退保潮却依旧汹涌，也足以让我们认识到，退保潮背后中国社会的症候群，并藉此认识中国后改革时代必须致力解决的问题所在。
一个社保转移之难，其实正是种种公共政策之痛的反映。首先是诟病已久的户籍问题，其背后是城乡隔阂以及国民自由流动的问题。我国户籍制度虽十数年磨剑，却始终锋芒未成。直到前不久，公安部发言人仍在对媒体表示，户改文件正报国务院审批。然而他也同时表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几十年以来户口制度附着了很多公共政策，包括与社会保障权益相关的不能马上解决的矛盾。还有地区间与个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收入的差距，也必然导致了社保基数的差距，使各省之间不得不陷于各自利益的算计之中。当然还有地区间政策以及利益壁垒的问题，使各省在社保转移上紧盯共济基金这块肥肉，而各自为政，拒绝流转。
这是不能自主的生存与流转，更是无法保障的命运与前程。所有这些问题在深层次的相互作用与关联，纠结成为退保潮这种难以言喻的现实与无奈，也使它极深刻地烙上我国社会由计划而市场的转型印记，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张社保卡如何可能破除围困着公民权利的层层制度或利益的栅栏？不论是户籍制度下的自由流动权，收入分配下的社会公平权，还是社保制度下的社会保障权……每一种迟迟不肯归还的公民权益，都依附着巨大的部门利益诉求，因此也都必然处于“一损俱损”的状态。
公民权利保障的体系不立，社保转移仍只能处于一卡难通的局面。如果一切公共制度仍不以保障公民完整权益为出发点，所有细枝末节的改良仍难以收之实效，所有关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改革仍只能处于“启而不动”的胶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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