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工维权感到快乐
5月7日，拉萨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上午11时，在西藏自治区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内，记者与这位来自南宁的律师进行了一次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
赵维奇今年52岁，身材魁梧，满面红光，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在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几年，赵维奇办了不少为民工维权的法援案件。
6年前，一名四川籍民工在拉萨一工地从楼上摔下，造成4级伤残，民工工头把他送到医院后就不管了。出院后，该民工拖着一条残腿到处申诉，但没有一个部门能为他解决问题。去年的一天，这位民工拄着拐杖，走进了赵维奇的办公室。
看完民工递上来的材料，赵维奇愁眉紧锁：劳动仲裁错过了时效，行政诉讼维权已经放弃主张。按理，这样的案件十有八九是没办法处理的。“既然求到我们，就是对我们的信任。”赵维奇开始收集有利的证据，并将情况向法援中心进行汇报，又向法院作了详细说明，在起诉时，赵维奇又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案件开庭后不久，这位民工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近20万元的伤残赔偿。
法援中心多数是为弱势群体说话，每到年关，来寻求法律援助的民工排成了长队。“我最多的一次法援是为40多名民工讨工钱，有时我亲自到工地去找工头谈判，尽量不走司法程序。”赵维奇告诉记者，每当看到民工们手拿血汗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他非常开心。
他曾经在西藏当检察官
这是赵维奇第二次进藏工作了，他原来在西藏那曲检察分院当检察官。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
1977年，20岁出头的赵维奇从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和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一同分配到西藏工作。当时，西藏电视台组建，妻子是可以进电视台的，但因为赵维奇被分配到那曲农机厂工作，妻子便跟着他到了条件艰苦的那曲地区。1979年11月，那曲成立检察分院，通过考试，赵维奇成了一名检查官。
那曲艰苦的条件没能难倒赵维奇，相反，他喜欢上了这片土地。妻子怀孕后，因她身体虚弱，加上高原又没有足够的营养，这让赵维奇犯难了。妻子一天比一天难受，腹中胎儿时刻面临生命危险，赵维奇只好向组织申请调回广西。1982年，夫妇俩重返故土，赵维奇被安排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工作。
回到广西两年后，赵维奇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在南宁市法律顾问处当起了律师。1994年，赵维奇再次通过考试，获得高级律师职称。
1999年10月，贵州兴义马岭河发生缆车坠落事故，直到2001年，这一事故留下的巨额索赔案还未完全了结。受害者家属组成诉讼团，向广西司法厅申请法律援助。
广西法律援助团成立后，赵维奇成为援助团的4名高级律师之一。他多次到马岭河实地取证，亲自出庭为受害者家属争取赔偿。
“西藏需要我这样的人”
“从西藏回到广西工作后，我还是很关注西藏的新闻。”赵维奇告诉记者，有一次他看电视时，突然发现有西藏卫视台，这让他欣喜若狂，从此几乎每天都要收看西藏新闻。
赵维奇和妻子都是南宁市人，父亲是部队一名离休老干部，女儿已从国外留学回来。作为一名律师，他有着一份不菲的收入。“我为什么又要来西藏，这个问题已有很多人问过我了，坦白地说，是这里需要我这样的人，我也很向往这个地方。”他向记者坦言。
2001年，西藏自治区司法厅组建法律援助中心，赵维奇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心中一阵惊喜。当时他已经48岁了，“人家还会要我吗？”他犹豫了。但他不想放过这次机会，便通过老朋友介绍，又将自己的档案资料寄过去。通过审核，西藏司法厅非常欢迎这样一位热爱西藏的高级律师来西藏工作。到了法律援助中心后，赵维奇才发现他是中心惟一一名高级律师，而整个西藏自治区，具有律师资格的还不到60人，做法律援助的律师，更是少之又少。
“到西藏当律师后，我的收入骤减，还经常要救济那些求助者，给他们买吃的，给他们路费。”赵维奇感到，在西藏当律师和内地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他越发觉得这里非常需要他这样的人来为弱势群体主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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