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在两会平台上展开的本轮辩论是有渊源的。它延续的是华为公司裁员事件的脉络。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夕的这场风波中，由于工会有倾向性地迅速介入，并基于劳方权益向华为等企业施压，资方真实的吁求没有得到充分展开。而这次，凭借张茵的主动谋划，资方对新法的最初质疑又重新聚集起来，并竭力发酵，强化了表达的范围和程度，促使反对《劳动合同法》的舆论规模跃升至最高峰。
随着越来越多的委员代表、政府部门或工团组织卷入论战，新法的捍卫者和反对者都以同样激烈的批判来评说对方。捍卫者认为对方误解了法律的好意，反对者则对此不屑一顾。广东省总工会的新闻发布会指责道：张茵等企业老板对新法的看法其实并非是“误读”，而是“责难”。其实，这一观点不无道理。评估这场新的论战，需要一种超脱的解读姿态，纠缠在《劳动合同法》本身的优劣上是不够的。这已不是新法是否优质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新法的问题。
必须要承认，张茵与她的反对者不存在辩论的共有原则，他们所秉持的立场是有落差的。所谓“误读论”只是捍卫者一厢情愿的理解。相较于零散的雇工，资方所拥有的律师团足以极其精细地“肢解”《劳动合同法》，让企业家清晰了解全部的利弊。“无固定期限合同”并非“铁饭碗”，企业用工不会因实践新法而大幅提高，投资环境和就业也不会受到影响……这些捍卫者认为资方容易“误读”的主要部分，资方恐怕一清二楚。因而，对张茵们宣扬新法的利益，希望对话，试图以此转变他们的立场很可能是无效的。
张茵作为资方激进的代言人，只会根据自身的用意，假装无视新法中有价值的东西，而执着地“咬定”预设的目的，做最顽强的宣告和游说。对张茵们而言，《劳动合同法》并非仅是要追加劳保等支出那么简单，新法实际上从内部切断了张茵们调整用工格局的权力，并迫使他们向政府让渡这一权力。《劳动合同法》意在重建（官方用语是“规范”）劳资关系，张茵们希望的则是维系原貌。对新法真正的理解加重了张茵们在这方面的担忧，恐惧让他们选择除了协商之外的最后一个立场，那就是反对，反对。
尽管张茵反复陈述，希望将反对立场与自己企业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但这丝毫不影响她背后的论说逻辑。这种逻辑寓示了新型的资方认知，亦即：企业的发展除了援引政策的扶持，在其强大之后，还需直接对立法和法律变更予以影响。如果法律环境变化，自身又不愿或不能变，那么就反过来克制法律，以反对的实力换取发展的空间。当公众舆论的大部分焦点集中在如何劝解张茵相信新法的好处时，而张茵想到的是整个法律可被扭转的可能。由此，不是张茵误解了法律，而是公众误读了张茵。
张茵并未迷路，她清楚地知晓反对立场指向哪里。劳动保障部的表态看似断绝新法短期内修改的可能性，但从远期看，“软化”新法的希望依旧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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