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票贩子，人们可以说是既厌恶又无奈。因为这类人的“投机捣乱”、“发团圆财”，使本已紧张的火车票变得更加“一票难求”、“洛阳纸贵”。不少人眼瞅着他们哄抬乱加价、口气倍儿“牛”没商量，可无奈正规渠道死活没票，除了乖乖“挨宰”，还有啥办法？要是再遇上假票、废票，那就更是“哑巴吃黄连”。春节成了一些人既盼又愁的“春劫”。
具体到票贩究竟有多少、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北京社科院最近发布的《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可做一参考。调查显示，票贩最早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目前仅在北京站和北京西站，估计多达上万人。至于全国，可想而知。尽管警方对倒票、贩票是年年打击，岁岁收缴，但这帮家伙却逢春运必现。近年来，五一、十一黄金周，及暑期又成为其新的财源“增长点”。
这帮人屡打不绝、还“发展壮大”，个中原因显然值得思索。
这之中，铁路运力与供需矛盾无疑首当其冲。发展中的国情与广阔地域，决定了中国百姓旅行仍以火车为主。社会与经济快速发展下，尽管国家对铁路建设投入巨大，但客流“峰谷落差”与运力矛盾却不是朝夕可解。所谓“物以稀为贵”，车票紧俏则给了社会闲散人员、外来无业游民可乘之机。初级贩子“能力有限”，只能排队购票，单枪匹马搞点“辛苦钱”。高级的则拉帮结伙，分工合作。还有的是旅行社、宾馆利用代办便利，趁机捞一把。“神通广大”的，当属那些有着讳莫如深“路子”者，联网售票电脑“看不到”的车票都能搞到。而最后一类往往牵扯铁路系统人员。内外勾结的隐蔽性自不必说，不仅给打击带来相当难度，倒票数量与权利寻租空间更是十分巨大，影响最为恶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长期倒票的黄牛党已具相当规模与组织性，甚至成为集盗、抢、欺行霸市于一身的黑恶势利团伙，构成严重社会危害。而透过相关打击与效果，也暴露出法律政策上的不足与缺陷。首先，在车站、广场贩票的往往是底层“马仔”。根据法规，对这些“虾兵蟹将”的处罚基本是没收几张车票、拘留几天。一些惯犯因被抓了放、放了抓，成了老油条。许多女票贩为逃避打击，更常以怀孕、抱小孩为手段，与警察扯皮耍赖。据说，今年警方将对倒卖车票面额5000元以上、或非法获利2000元以上的，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可在“人票分离”、“零散携带”、“大人物”隐秘幕后情况下，效果显然有限。
显然，黄牛党因运力不足而生，又主要猖獗在春运。有一亿多人次大流动的春运，其中主要是农民工要回家过年，造成短期高峰。各地铁路部门临时加开了多趟列车，北京到重庆就加了三四趟，可仍然不够。有的地方的工会提出搞民工包机回乡，只要不是作秀，运作得当，也是一条路。汽车也很重要，高速路修了这么多，全国大中城市几乎联通。春运既然是全国性的，那就得从全局谋划，组织尽可能多的运力参加，好比一场大战役，不能光指靠铁路一家。这事谁来管，谁来牵头？没听说。
当然，解决黄牛党，长远角度取决于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等硬件建设，从根本上缓解运力不足；眼下则需“铁老大”进一步改革，在车票实名制、管理与服务上再下“内功”。印度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多车少比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黄牛党却因实名制早已消声灭迹。也需有关部门在政策法律完善、再就业、外来人口等方面付出更大努力，各职能部门有义务、更有责任通力协调与配合，才能不让春运变成“春劫”、“春宰”，搅了老百姓最大的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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