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3月25日报道这一事件，发表的编后评论说，“赤裸裸的碾轧和行凶者毫不掩饰的冷漠让人浑身发冷。……一直以来，穿行于各省国道、省道之间运输的无牌大货车就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由于没有牌照，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违反交通规则，甚至造成事故也可以扬长而去。……希望这次事件之后，无牌大货车的治理能够再次提到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这也是我们对于这次惨痛事件的更深层次的期待。”
我看了这个“更深层次的期待”的评论，既没有觉得它的层次深在何处，也没有感到它对这起惨痛事件后人们的心情有什么安慰。
准确地说，这起事件不是冷漠，而是凶残。这个司机到底是“冷血杀手”，还是“激情杀手”，我还无法判断。他将收费人员碾死，到底是一次预谋，还是一次“现场发挥”？如果是预谋，那么他驾车来到收费站口的目的就是轧死收费人员。我想，他来到收费站口时，更加可能的只是想通过，只是想冲岗逃费，而且没有做过这样的准备：如果逃费不成，就轧死收费人员。那么，在逃费不成后把人碾死，就是他一瞬间的决策。
司机的头脑是一片空白，还是积蓄的怨气在那一瞬间爆发？我无法设想现场，不知道收费人员与这个司机在收费口前的全部互动过程到底怎样，我只知道那一瞬间司机的行为变得疯狂、凶残，脱离了理性的控制。
生命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刘爱民死于如此残暴的行为，令人哀伤。如果刘爱民是一个普通人，他不会出现在死亡现场，即使出现，也很难成为死亡猎获的对象。刘爱民之死，在于他是收费站工作人员。这一身份，决定了他的死亡是一次壮烈牺牲，也意味着他承当了那个司机对公路收费的爱憎。
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认识，“更深层次的期待”只是要管理好无牌大货车，未免把事情变成了无厘头。没有牌照，或许会成为逃费冲岗的依恃，或许会成为肇事逃逸的缘由，但不会成为故意碾人的依傍。这起故意碾人的事件是现场突发事件，无论对司机还是收费人员，都是“计划外”，有没有牌照并不重要。司机在狂暴中脑海里闪现着怎样的片断，有哪些让他起恶念的情景复现眼前？
他的脑子里也许保存着很多个公路收费的不快经历，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曾抱怨公路有太多的收费站一样。一个司机跑一趟长途，会被收多少费用，谁能计算一下？我相信，中国既然有世界上最多的公路收费站，肯定也有着最尖锐的收费冲突。
我想把话说得更远一些。人的脑子里也许保存着各种不快经历，个人生活的、职业生活的、社会生活的都不缺少，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的兼而有之。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这些不快沉睡着，被理性压制着，但有的人会因此而抑郁，有的人会因此而自杀，有的人会因此而发展出反社会的人格，有的人会在偶然情况下失去控制，郁积的不快集中唤醒。
我在为暴虐行为写心情的辩护吗？我看到人们已经有太多的不快经历，它或许越来越容易被唤醒、点燃，成为暴虐的瞬间，这样的瞬间实际上有长期的铺垫过程。我看到做出恶行的人，既有一贯的非法之徒，也有一贯的良善之辈，他们长期忍受各种痛苦，如马如牛，但可能突然成了呼啸的风暴。此时，我们当想到为什么兔子开始咬人了，这不是赞赏兔子咬人，而是理解兔子的反抗，并唤起所有相关者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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