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本案，案情其实平常无殊：砖厂承包人杜长银向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举报他人合同诈骗，警方初查之后，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杜对此结果不满，先后到省、市、县相关部门上访。上访过程中，杜长银提供了当地警方调查此事过程中所做的有关笔录复印件。正是这些被命名为“国家机密文件”的笔录复印件，成为县检察院对他百般发难的惟一“物证”。当然，时隔一年之后，法律终于将迟到的公正还给一位几乎“弱不经风”的公民个体。经两次法院裁定，“国家机密文件”的证据定性被推翻——这不过是一起彻头彻尾的错案。
然而，杜长银案仅仅是一起简简单单的错案么？
从善良与进步的角度，我们宁愿信奉“迟到的公正也是公正”之说，法律的天平释义就是公正。但现实是复杂的，概念层面上的法律公正并不等同于具体司法实践中的完美无缺，冤假错案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错案、假案都是冤案，错案存在故意与故失两种，对执法者而言，这两种情形是需要区别对待的，按照最高检《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因过失造成的错案，检察人员是可以免责的。但故意而为的错案，便是假案了，是盗用法律的名义对无辜者“欲加之罪”，年初曝出的“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丑闻，正是一个这样的盗法样本。
回到杜长银一案，种种不可理喻的迹象，让我们很难不对这起错案的背后产生相关“联想”。首先，杜长银自2006年初就怀揣所谓的“国家机密文件”踏上公开上访之路，何以直至次年3月13日才被检察机关“拿下”，上访与被抓之间究竟有无不可明示的玄机？另据报道，杜被抓之前不过10天左右，曾到检察院检举过县人民法院一名审判员，两者难道纯属巧合？
其次，以杜所涉罪名，“国家机密文件”这一证据的认定至关重要，从立案到刑拘到批捕，再到提起公诉，涉及到检察院的多个分工部门，何以竟一路绿灯，无一环节对此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即便证据本身属实，这一罪名的最终成立还离不开对嫌疑人主观故意的认定，也就是说，身为农民的杜长银“应当知道”自己所持有的材料属于“国家机密”，试问当地检方又是如何吃准一点的？
再者，姑论当事人手中的笔录复印件确属“国家机密”，则为何不见反渎职侵权局在职责范围内对警方是谁“泄露国家机密”的相关人员展开连带侦查？并不曲折的案情面前，既已证据确凿，当地检方又何故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对犯罪嫌疑人几度取保候审几度收押，此举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排除就是传说中“底气不足”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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