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件的是非曲直就象“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笔者不拟就此多费唇舌。笔者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频频上演各类打人事件？难道这仅仅只是个人修养或个人素质的问题？答曰：非也！
除了保安被打或被辱事件外，时下，各类保安打人事件也时常见诸报端，如果保安被打与保安打人二者不联系起来，并置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下来观照，我们很难发现打人事件更深层的原因。
不管是保安被打还是打人，就施虐者而言，他或她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个大好人，就如这位赵洁女士，在她的男友面前，可能是位温柔可爱的淑女。但是，几千年的专制形成的劣根性却深深地潜伏在国人血液里——只要环境中一定剂量的某种刺激因素一出现，虐待性人格（或曰权威型人格）的病症就随时都有发作的可能。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便是虐待性人格典型的症状。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保安被打或打人的事件，就会发现，凡保安打人，往往必定是群殴或被打的一方是处于社会底层比他弱小的人，凡被打必定是在落单的时候，而且打人者的社会或经济地位比保安要高。虽然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理念，在法律上和人格上人人平等，但实际上，不能不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保安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弱势群体。由于他们的弱势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安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对象，他们的人格尊严是比他们强势的人群生产虚幻的个人优越感的原料（“你们这些看门狗，这小区我有两套房子，我有的是钱……”）。但是，当集结成一个群体或面对一个比自己弱小得多的人时，情况往往就会发生逆转——平时弱小的他们则变成了一位“巨人”，通过侮辱或殴打比自己更弱小者，不但平常郁积在心头的怨气得到了发泄，而且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全能的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赵洁打保安与保安打更弱小者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二者都是出于一种深深的无能感，是弱者而不是真正的强者的表征。弗洛姆认为，虐待症是解决人类的存在问题的方法之一，他说，“生而为人，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找不到比较好的答案，虐待症也是可行的答案之一。对于另一个生命如果能行绝对控制，就会觉得自己全能，这造成一种幻象，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人类存在处境的界限‘限制’。对于那些生活中没有创造性、没有喜悦的人，这种幻觉特别重要。虐待症本质上并不是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它不是‘琐屑的’，而是‘宗教奉献性的’。它是一种把无能感变为全能感的行为；它是心理上的残疾者的宗教。”
这种深深的无能感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民众处于普遍无权状态的专制社会的产物。受着“专制毒素”侵害的每个人往往即是奴才，又都是暴君，他们会变得卑怯、冷漠、麻木、自私——他们失去了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也失去了同自己内心痛苦的联系。在虐待症者的世界里，真正的“人”尚未诞生，只有羊与凶兽两位一体的动物，自然，也没有对人的权力与生命的尊重。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赵洁打人包括去年发生在深圳的钱军打人等类似的事件，并非打人者“强大”的表征，恰恰是他们的精神上的无能和虚弱所致；并非打人者个体的素质不够，而是因为我们受缺乏对人的生命及权力的尊重的传统文化的毒害如此之深，以致于我们每个人——包括读者诸君与写这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潜在的打人者或虐待症患者。
然而，要清除积淀在我们血液里的文化毒素，仍然任重而道远。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当我们为各类不断上演的打人事件感到义愤填膺时，也要同时反省自己——是否自己也是潜在的打人者？当新的人诞生时——他自由、独立、有生气，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众生，自尊也尊重别的人，是偶像的破坏者与新事物的建设者——虐待症者的末日也就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