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 悲剧突然发生
2008年3月25日下午，在律师的陪同下，20岁的廖婷婷来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签收出庭通知书。她捂死妹妹娟娟一案二审将于4月1日开庭审理。
而不管婷婷是否愿意，她捂死娟娟的那一幕将被反复提及，这个过程的前后细节又会成为法庭上抗辩双方争议的焦点。
在父亲廖智勇的回忆中，2007年8月的那一天，丝毫找不到悲剧降临的征兆。
8月22日晚上8点多，廖智勇夫妇带着小女儿、婷婷和婷婷的干爸干妈一行6人，从成都开车来到彭州市精神病医院。这天上午，廖智勇接到医生的电话，被告知十几天前刚入院的娟娟生活不能自理，让他过去。
去之前，婷婷收拾了几套衣服，跟爸爸说能请到陪护她就回来，请不到她就在彭州边打工边照顾娟娟。
到医院看到的娟娟，廖智勇后来形容说，惨得让人触目惊心。
娟娟仅穿一件长上衣躺在病床上，神情漠然。母亲王素珍叫了好几声，她才哭出来，说：“姐姐、妈妈，我痛。”王素珍拉起娟娟的左手，发现手腕处新增了一圈溃烂，流着脓血。
再后来，关于请陪护问题，廖智勇和医生发生争执，婷婷说，别争了，我留下。廖智勇不同意，说娟娟已经这样了，你留下也该不正常了。婷婷很气愤，她问爸爸：“那怎么办，你要干活，妈妈要料理家务，娟娟谁来管？”问得廖智勇答不上来，只好答应婷婷暂时留下，看情况再调整。
当晚11点，廖智勇等人返回成都后，接到了婷婷的电话，说费了很大的力气给妹妹洗了澡，换了衣服，还说，洗澡时发现娟娟身上、头发上到处都是粪便，“妹妹好可怜”。
廖智勇没有听出婷婷的情绪是否反常。6年多来，为照顾妹妹，婷婷辍学在家，有婷婷照顾，他们夫妇都很放心。
第二天早上9点多，廖智勇夫妇才从警方的电话中得知了噩耗：仅仅数个小时前的凌晨2点多，他们的一个女儿停止了呼吸，另一个拨打“110”自首。
彭州市精神病医院值班的医生和护士也是在警察来后，才知道他们办公室附近的病房发生了血案。
一名李姓护士证实，当晚值班的共5人，1名医生、她本人和3名巡护人员。“当晚11点多，我和医生睡了，另3名巡护人员值通宵”。
值班的黄医生还记得，廖娟娟是因结核性脑膜炎后遗症于8月10日入院的。生活不能自理，只能躺在床上，洗澡都要人抬。
这位黄医生表示，没看出婷婷在陪护娟娟时有什么异常举动，感觉婷婷非常平静，“她关门后就没有出来，我们想有护理人员就没有过问。警察来后婷婷从病房出来，说把妹妹捂死了，问原因，她说，我帮她解脱了，她不再痛苦了”。
婷婷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这样供述：我觉得我的家人和我，及娟娟都活得很累，我早就有想法把我妹弄死，这样都得到解脱，我照顾她都已经很累了，我有这种想法大约是2006年开始的。
2007年10月，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技术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书，说明婷婷患有抑郁症，其违法行为与其疾病有一定关系，对8月22日的行为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建议监护治疗。
一份判决 观点激烈碰撞
2008年2月26日，彭州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廖婷婷构成故意杀人罪，但综合法定、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结合本案案情，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判决一出，网上热议一片。赞成的观点认为判决很人性化，反对一方则认为，判决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致家庭暴力泛滥。
争议之下，3月7日，彭州市检察院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为由提起抗诉，检方认为，根据婷婷本人的供述和她同学的证词，婷婷捂死妹妹事前有预谋，并且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大，属犯罪情节严重。虽然她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和自首情节，但只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但廖智勇不认可“有预谋”的说法，他认为，婷婷那样供述的目的是只求一死。如果说早就想杀娟娟，为什么在照顾娟娟6年多的时间都没有下手，偏偏在精神病医院动手？如果是有预谋的，婷婷看娟娟的当晚为啥还带衣服？
廖智勇认为只有一个原因使婷婷下了杀手，那就是当晚看到的娟娟的惨状刺激了婷婷，婷婷才想帮娟娟解脱，她是善意的。“如果婷婷是恶意地带着仇恨杀死了娟娟，不用说检察院，就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也不会答应，也会把婷婷送上断头台。”
为婷婷提供法律援助的四川律师周建中和郭莉，则从辩护的角度谈了看法：一审判决符合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况且也没超出法律框架；至于说手段残忍，任何杀人案都是残忍的，但本案有特殊性，与其他犯罪手段有区别。
周建中说，对法律不太了解的人以为缓刑就是给她自由了，其实缓刑同样属于刑罚，而且在五年的考验期内，如婷婷再有违法犯罪行为，还要执行三年的实体刑。
在法学专家之间，两种观点也是泾渭分明。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的观点是，此案是一个极端的个例，不会存在负面的示范作用，对一个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人处以重罚，会增加社会伤害成本。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石开贵等人。石开贵认为，决定婷婷命运的有两个前提：一是婷婷有抑郁症，二是法律有它的弧度，法官能在弧度内发挥自由裁量权。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和四川犯罪学专家刘华等人则持不同观点。
张千帆认为，婷婷的犯罪具有特殊性，但是几乎每起犯罪都有特殊性，“特殊性”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和轻判的理由。
刘华也认为，此案的特殊性不能超越法律，任何人无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任何原因都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
其实，在此案的定性上，检察院和法院的认识是一致的，即婷婷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具体量刑，可谓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此案的主审法官张敏说，审理中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婷婷杀妹妹是有预谋的。
一审辩护律师周鹏则强调，思想不等同于犯罪，婷婷患抑郁症，思维方式与常人不一样，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推断她是有预谋的。
彭州法院副院长代正伟表示，判决没有受舆论左右。他解释，对廖婷婷的判决有几点理由：首先，她被鉴定犯罪时患抑郁症，可以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次，她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再次，她的认罪态度较好。此外，这是极端的个案，本身不构成示范效应。
一根铁链 锁住两个女儿
事发后，悲伤的廖智勇努力从记忆中搜索，仍然无法接近婷婷作案时的心境。
对于廖智勇一家，不幸接二连三。
在2001年以前，他们一家五口的生活充满着欢乐。
这年春节，一家人逛公园回来后，上六年级的娟娟高烧后持续低烧，接着深度昏迷。医院确诊是“结核性脑膜炎”。18天后，娟娟终于醒来，但已不是原来那个活泼的娟娟了，她会因为一些小事突然大发脾气，狂躁，动手打人，摔东西。
廖智勇夫妇想尽了办法。2004年5月和12月，娟娟分别接受过开颅手术和伽马刀手术，但没有像父母期望的那样有所好转，反而成了“狂躁型器质性间歇性精神病”患者，破坏性更大，家里的玻璃全部被砸烂，家具没有一样是完整的。
可怕的是，娟娟发作起来没有预兆，前一句话还像正常人一样，后一句话未待开口，暴力就会不期而至，廖智勇的右眼差点被她用筷子戳瞎，婷婷的后脑被砍伤，缝了14针，王素珍的前额至今还有一块疤。为了给娟娟洗澡，婷婷经常在厕所内与娟娟扭作一团，身上被咬伤、抓伤，青一块，紫一块。家人身上伤痕累累，亲戚也不能幸免。
在外面，娟娟一旦发作也是难以收场，她会把80多岁的老人打翻在沟里，甚至有几次闹得有人打了“110”。
无奈之下，廖智勇买了根铁链，把娟娟锁在家里。冰冷的铁链锁住了娟娟的脚，渐渐地，也锁住了婷婷的“心”。
为了照顾娟娟，婷婷辍学在家，但她渴望读书。她的一位张姓同学说，婷婷说过心理压力很大，但从来没听她说想弄死妹妹，只说过自己想自杀。
婷婷在一篇博客中说：“锁住你的同时，我们也被锁住了！每天都发脾气的你，让我们也在厌倦生活的同时，渴望自由日子的到来，我很想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得到解脱！”
这时是2007年5月9日。写博客的两年前，婷婷已经找到了一种让自己得到解脱的“方式”：2005年5月的一天夜里，婷婷吞服了娟娟一整瓶有强效安眠性质的药物。背她去医院，医生说幸亏发现早，洗胃后，婷婷仍然昏迷了3天3夜。
其后，婷婷又重返学校，但她说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课堂上老惦记着妈妈，怕妈妈受到娟娟的伤害。一放学，婷婷首先查看妈妈的脸上有没有伤。不久，婷婷再次辍学。
在婷婷干妈的印象中，娟娟得病前，婷婷很开朗，特别喜欢干爸、干妈，“一家人好开心的”。自从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婷婷就不愿说话，“喊她她也不开腔，到家里她也不理我，给人的感觉是有些怪异，和正常的女孩子不一样”。
认识廖家十几年、与廖智勇的家电维修铺相邻的一位邻居也感到了婷婷“跟正常人不一样”，“她好像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不开朗、自闭，主动跟她说话，她好像很有敌意，带娟娟外出时总东张西望的，像是怕人家笑话”。
他们说，很早就感觉到了婷婷的这种状况，但“不好跟她父母说，他们已经有一个女儿得了这种病”。
案件发生后，在小女儿的帮助下，廖智勇看到了婷婷写的博客，痛得他“撕心裂肺”：
“今天不知怎么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愿在家人面前哭泣的我，也失声痛哭起来。你们全把心思放在娟娟身上，我呢，我天天在屋里守着她，我算什么，谁又关心过我，谁又想过我的感受？……真的有种被遗弃的感觉！好孤独！”
那份司法鉴定正是根据婷婷这些极易察觉的精神异常表现，比如情绪低落、自杀观念、兴趣索然、失眠等等，诊断为抑郁综合症。
如果，婷婷的自杀行为和情绪波动、内心挣扎能引起重视，并及时给予心理疏导，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可目前对精神病人的救助制度尚不完善，对精神病患者的家属进行心理干预完全是奢谈。
廖智勇说，一审判决后回到家的婷婷情绪低落，压力很大，一些人不了解内情，有一些评论指责婷婷心狠手辣，杀了自己的妹妹，今后会杀自己的老公、杀自己的儿子，婷婷不再吃治疗抑郁症的药，她说好烦呢，好想去死。
对于廖智勇，他现在最关心的有两件事，一是二审的判决，二是治好婷婷的病，“弥补这么多年来婷婷的付出和受到的伤害”，还有，做父亲的那份深深自责和愧疚。 （陈彭）
救助制度缺失下的悲剧
对精神病人的社会救助体系不完善是这场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胡光伟和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都给出了这一判断。
胡光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机构只有少数医院有，而由于医院的企业化性质，不少医院不愿意接收、治疗精神病患者。他断言，如果没有政府为婷婷这样的家庭“埋单”，类似悲剧还会发生。
重庆律师陈锐伟说得更客观一些，他认为，这起悲剧的责任并不全在于婷婷，社会同样要负责。现在最需要讨论的，不是婷婷该判几年，而是我们的社会该怎样帮助这样的家庭，从根本上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有切肤之痛的廖智勇接受《法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希望精神卫生法早日出台，“类似于我们这种家庭，还有很多很多，让他们早日脱离苦海，早日走出困境”！
数年以来，他们一家曾向多个部门求助，在网上还发过求救信，希望却一次次落空。廖智勇难以释怀：有的部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管啊？只有民政局给娟娟办理了一个低保待遇，每月能领到200多元。
实在没办法，2007年初，廖智勇提出与妻子离婚，态度坚决，他说让妻子和另外两个女儿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一个人照顾娟娟。婷婷知道爸爸“其实是想独自一人扛下所有的苦难”。一家人的悲剧在江苏卫视播出后，当地的一位好心人捐助1万元。
此时的娟娟严重扰民。有了这笔捐助和此前给娟娟做手术的医院退回的2万多元，廖智勇开始到处求助精神病院。第一家医院拒收，第二家医院要家人陪护，每月还要3000元至5000元的住院费。在第三家医院，3名专家会诊后告诉廖智勇，娟娟的病不能根治，只能终生服药缓解，并拒收娟娟住院。拒收的原因与前一家医院一样：娟娟是狂躁型的，发作起来打人摔物。
找来找去，只有彭州市精神病院同意接收，而且费用便宜，每月2000元，不需陪护。廖智勇没想到，在这家医院，娟娟却踏上了不归路。
据卫生部2005年的统计，中国共有精神疾病患者1600多万人。目前，上海、宁波、北京、杭州、无锡等城市制定了有关精神卫生的地方性法规。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侯一平提交议案，建议全国人大考察地方性法规在上述城市的实施情况，进一步研究和借鉴，着手起草精神卫生法。
在接受《法周刊》记者采访时，侯一平介绍说，自1990年以来，精神卫生立法已在全球形成高潮，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只有中国大陆、越南等少数国家未颁布精神卫生法。在中国，采取的还是卫生、民政和公安等部门联席会议的方式协调。
这一背景下，2007年初成都市政协启动调研计划，结果发现精神病人的状况堪忧。
在掌握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侯一平提交的议案很具体：建议明确精神病就医诊断程序和强制鉴定及住院程序，便于及时发现及时就医；规定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精神病患者管制的范围、职责和赔偿责任，等等。
侯一平说，婷婷杀妹妹案的发生支持了他们的观点：精神病患者因病致贫，会拖累到家庭，这个群体和他的家庭需要动员社会的力量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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