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法机关来说，年终总结时，刑事赔偿案件能够被自己评为大案要案，确实是一件“新闻”，这需要敢于直面错案的勇气。
其实错案没什么可怕的，刑事司法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错案是其必然成本，再完善的司法制度也不能完全避免错案，因为它不是神设计的制度，何况它最终需要人的操作。如果将刑事司法视为一个产品加工过程，那么错案就是其中的不合格产品，奢求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完美无暇，无疑是要求生产线上的所有产品都是合格的，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过于吹毛求疵了。
正如法国学者勒内·弗洛里奥所说：“公正的审判是不容易的事情。许多外界因素会欺骗那些最认真、最审慎的法官。
不正确的资料，可疑的证据，假证人，以及得出了错误结论的鉴定等等，都可能导致对无辜者判刑。“因此司法机关不必为错案的发生寝食难安，也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当然也不能作为消极懈怠的托词，要做的是在制度上尽量控制它的发生，在发生后尽快的予以补救。
“有法律的地方就应有救济”，这句话就包含这个道理。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机关的做法就不那么令人称道。发现错案，不是依法积极的去纠正、赔偿，给当事人最及时、有效的救济，有的是继续对当事人穷追猛打，希望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到新的罪证，绳之于法；有的则以种种借口规避赔偿，借确认程序将当事人挡在赔偿之外，或是以各种国家免责条款逃避责任。怪不得有学者评论说，“《国家赔偿法》是一部‘国家不赔法’”。这其实是错怪了法律，这不是法律“惹得祸”，问题发生在执法者身上。
事实上，除了一小部分执法人员，大部分的执法人员选择尽量规避赔偿，都不是因为执法观念问题，而是有利益上的考虑。对一件刑事赔偿案件来说，赔偿决定作出后，除了赔偿经费筹集困难，一般还面临着其他一些不利后果，如年终考核时扣分、评优时一票否决、职务晋升的不利影响等等。一些人很可能会选择放弃职守，冒法律之不韪去规避甚至掩盖赔偿，谁让这些规定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时刻悬在执法人员头上呢！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在《决定》中也专门提到完善刑事赔偿制度，可见在新时期，刑事赔偿制度不能再仅仅被看作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制度，在更高层面上，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经启动，希望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能够借这股东风，抛弃不合理的认知，正视错案，做到知错即改，该赔即赔，这不但不会降低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反而更能树立司法机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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