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人的不同量刑，引发了舆论和网民的争议。《中国青年报》3月25日就发文《非法集资7亿与挪用公款158亿，孰重孰轻》，对祝均一的量刑进行强烈质疑，这篇文章成了连日来网上热议的焦点，很多人对这样的质疑表示赞同。
《非》文中说：“根据刑法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因此，“仅这一条，对祝均一的量刑就可以是无期徒刑。”其实，刑法上规定只有“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如果祝均一没有“拒不退还”的情节，是不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其次，《非》文中提到：“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也没有区分不同情况，就滥用职权罪来说，只有在“有徇私舞弊情节的且情节特别严重”时，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祝均一没有徇私舞弊的情节，就不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不过，对这两个案件的争议仍然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关于判决书网上公布的问题。判决书公开并且在网上公布，是“司法公开”的重要举措，但迄今为止，许多地方法院根本就没有在网上公开判决书，特别是一些有重大争议的案件，人们对其知之甚少。祝均一的判决书，我至今没有在网上查到，对于祝均一的滥用职权罪有无“徇私舞弊”的情节，我们不清楚。因此，人们据此质疑对祝均一的判决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法院应当加快在网上公布判决书的步伐。
其二，对于所谓的立功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祝均一的从轻处罚，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其“提供线索致侦破其他重大案件，构成重大立功”，但具体是什么立功，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近年来，很多所谓“自首”、“坦白”、“立功”都成为了一些贪官的救命稻草，这都由公诉机关说了算。建议法院对这些情节的认定，应当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核清疑点，给侦查人员添加责任在身，否则很可能所谓的“自首”、“坦白”、“立功”成为了某些侦查人员的做人情的幌子。
最后，这两起案件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杜益敏是民、而祝均一是官，人们在怀疑司法是否对官民处罚不平等。而近年来，司法上对贪官的处罚的确有越来越宽松的趋势。一是对贪官适用死刑越来越少，适用的数额越来越大。按刑法的规定，贪污受贿十万元情节严重的就可以判处死刑。十多年前，在重庆綦江虹桥案中，原县委副书记林世元仅受贿13万元就被一审判处死刑(后改判死缓)，而现在是动辄几百万和几千万元，如果不是民愤特别大，都不会判处死刑，正义的边界似乎在老化。其次，对贪官免予处罚、缓刑、保外就医的适用率太高。有数据显示，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贪官成为适用缓刑最高比例的人群。对贪官如此优厚的待遇，如何能使公众信服呢？因此，对贪官的量刑处罚必须和普通人一样，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不会引发人们对贪官判决的本能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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