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当肯定，受人的性格、生活环境、经济条件、家庭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行为模式，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乖巧的、淘气的、认真的、颓废的、温文的、粗暴的……总是并存于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甚至同一个宿舍。这种多样性既是社会和生物界的必然，也是教育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很多年以来，人们习惯于用相对简单的标准衡量学生，不符合标准的就被斥为“害群之马”。对后者，不少教育机构的惯例就是开除了事，并且还给这种做法加上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保护大多数学生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但在现阶段，开除学生，特别是开除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其一，有违背《义务教育法》的嫌疑。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对适龄儿童少年，政府有义务保证他们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二，不符合现代社会教育的根本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换言之，开除学生所过分强调的文化教育效率，忽略了对人的全面塑造。
当然，也有人辩护说，开除个别“害群之马”，正是为了落实《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义务，为更广大的学生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但问题是，对所谓“害群之马”，教育者和教育到底尽到了多少义务？根据《义务教育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德智体美全面教育，并以德育为首要任务。但在现实中，往往有很多教育机构为追求升学率或者其他片面的内容，而忽略对那些所谓“差生”进行因材施教和人格塑造，一旦学生有问题，就喜欢开除了事。
不过，如果完全否认学校的开除权，也可能会带来问题。如前所言，受人的多样性的决定，在学校或者集体中，哪怕教育者施尽了浑身解数，也可能总有个别学生的确难以教育。这种学生客观上会影响其他学生的学习和品格塑造。因此，又不能轻易彻底否定教育机构对极个别学生的“特殊处置权”。
其实，法律也为解决这个矛盾设置了出路，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可以根据需要，为具有法定严重不良行为的适龄少年设置专门的学校实施义务教育。
这就既解决了义务教育百分之百的问题，也解决了普通学校秩序维护的问题。即便如此，还是得承认，普通学校将少数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送交特殊学校接受教育，实际上仍然是“开除”行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但这类特殊学校的接收能力有限，社会上还存在歧视特殊学校孩子的现象，认为这些孩子都是问题孩子，他们继续求学、找工作都面临很多问题。如此一来，反而可能会产生一种教育的恶性循环。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对学校的开除权到底应当如何设置和规范。
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教育机构、政府和社会都有责任尽力教育其走上正路，而不是放任自流。因此，我们认为，即便学校的开除权存在，也必须设立严格条件。首先，建议开除权掌握在独立的委员会而不是学校手里，对极个别有严重不良行为者，学校的责任是在尽量教育无效后，负责向委员会报告整个教育情况，并提供相应证据；其次，对是否将学生开除出普通学校，委员会应当组织听证，并根据情况做出相应决定；第三，对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学生及其家长还应有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严格执行，那么，对学校来说，学生就“一个也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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