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汉正街出现一支民间反扒队伍，3个月后解散；2004年，武汉又成立一支半官方的民间反扒队，他们和某公安分局联手，每抓到一名小偷，公安部门会支付一定费用，但这支队伍最终没有发展壮大；2006年，就在武汉志愿者联盟成立后，有一个“在路上”网和“武汉热血男儿群”出现，但没有大规模发展。
█“不要把民间反扒组织神圣化，也不要认为它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认为，当民间反扒形成了私力救济组织后，就容易变异。也就是说，在他们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法律证据，可能会损害公民的尊严。
█有关专家指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时，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模式，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大量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
志愿者联盟与反扒队员被逮捕
2006年12月28日，网名为“罐子”的武汉民间反扒队员正式被批捕。此前的9月24日，“罐子”与10多名反扒志愿者在汉口青年路反扒时，用甩棍击打当时被怀疑正在扒窃的“长脸”。28天后，“长脸”突然死亡。
今年27岁的“罐子”是一名自考大学生，去年6月毕业后，一直在家准备进修，同年8月加入武汉志愿者联盟，做了一名反扒志愿者。
“武汉志愿者联盟”的创始人是29岁的退伍军人“手术刀”(网名)。最初，“手术刀”在武汉某网站看到帖子：有一名男子本来是帮一名妇女抓小偷，结果反被小偷给打了，却没有一个人来声援这名男子。
由此，“手术刀”产生了发动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扒的想法。当他发帖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很多人觉得他头脑发热，但也有人主动和他在QQ上交流。
被偷过的、好奇的，各色人等慢慢在“手术刀”的带领下形成一个固定的团队。此后，这个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注册会员3000多人，实际参与行动200人。
“罐子”是武汉志愿者联盟的一名热心队员，多次参与行动。但去年12月10日，警察找到了“罐子”及其他反扒队员，对他们进行了30多个小时的审讯。
12月12日，“罐子”因涉嫌故意伤害被武汉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刑事拘留。28日，经检察机关批准，“罐子”被正式逮捕。
“有没有打击‘长脸’的头部，是本案的关键。”“罐子”的辩护律师、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万雄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长脸”死亡的原因是否是由“罐子”造成的，还有待核实。事隔28天才死亡，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存在疑问。
9月24日在场的反扒队员回忆，当天的CT报告显示“长脸”并无异常，为何在事隔28天后突然死亡？当天“长脸”摔了一跤，是否和头部受伤有关?目前，调查结果仍未出来。
反扒志愿者的血性与困惑
在反扒志愿者联盟中，很多队员都配备有甩棍。
“我们不得不配甩棍，因为我们反扒经常被小偷报复，他们人多势众，有匕首、管刀，我们如果没有防身武器，就会出现伤亡。”32岁的郑帅(化名)是民间反扒团队现任管理员，上了8年的班后，他又回到学校读MBA。最先参与反扒行动时，他不仅配备了甩棍，为了壮胆还去买了一根50厘米长的钢管，但到目前为止，他配的“家伙”一次也没有用过。
罗欣(化名)是武汉志愿者联盟网站的现任管理员，刚开始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加入联盟的，后来多次参与反扒行动。她认为，在抓小偷的过程中，反扒队员有时“不得不采取武力控制现场”。
“我们有些队员就在一次行动中成为了生死之交。”罗欣曾看到小偷的管刀只差几厘米就要插进她搭档的胸口，一名男队员过来迅速用甩棍打掉了对方的管刀，几秒的时间，就决定一条生命的去留。在和小偷的交手中，他们不怕小偷的拳头，但是他们不得不防着小偷的管刀袭击。
虽然反扒中会用上武力，但志愿者联盟对队员有很多限制，如不能用警械；在对方被制服后，不能再用武力；可以打手打脚，但一定不能打头等。
“这些规定我们队员都知道，‘罐子’也多次参与行动，也是知道的。”杨毅(化名)是反扒队较早的队员，原来在队里做副队长。
据介绍，“长脸”被抓后，一度很嚣张。反扒队员回忆，当时“长脸”把手伸进一女乘客的荷包正准备偷手机，和“罐子”一组的男队员抓住了“长脸”的手，由于出手过早，“长脸”手一松，手机又掉回女乘客的口袋，失主也走掉了。
“捉贼不见赃，是他当时很嚣张的原因。”杨毅说。
据罗欣介绍，小偷团伙常常选择在乘客挤公交车时在车门处作案。一般是一个投币挤车门，两个夹击，后面有3个人，一传，二传，三传。反扒队员看到夹击的一人将钱包偷出，等去制止他时，“钱包已经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了，赃物就已经转移了”。罗欣介绍说，警察取证，往往会在固定的地点拍摄，这是法律认可的，“即使今天没有抓到你在偷东西，但历史的记录可以证明是个惯犯，而志愿者们不可能有这种设备和人来做这个取证工作”。
正因为这样，练就了一身功夫的杨毅也有抓错人的时候，一次他看到小偷在扒窃后迅速离开，和一名男子说了两句话，他误以为和小偷说话的是其同伙，硬是将人送往公安局，经过公安的问询才知道真的弄错了。这样的情况下，他真诚地向对方道歉，之后反扒联盟又规定，只能在拿到确实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动手。
“这次失主也走了，没有赃物、没有失主的指认，即便把小偷送到了派出所，我们也是费力不讨好。”杨毅说。
罗欣的主要工作是安抚失主，但往往男队员抓了小偷回来，将东西送还到失主手中，罗欣希望失主和他们一起去派出所时，很多失主都推脱了。这样的情景，罗欣遇到过多次，“大部分男士比较配合，女士有的比较怕事，就不大配合”。
反扒中曾经历的一件事，让反扒队员都很寒心：一天，一名男队员在公交车门处抓了一个正在偷手机的扒手。扒手人高马大，当男队员斥责小偷，要他把赃物拿出来。此时，失主居然在一旁看热闹，男队员将手机还给他时，他连声谢谢都没有说，还边说“我不要了，不要了”，边拦辆的士走了。
“胆小怕事，自己不吃亏就行了。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人。”杨毅摇摇头说：“我们不在乎能抓多少，我看到了就要制止，再让周围的人看到有人在制止。呼唤人们的良知和勇气，希望社会风气越来越正。”杨毅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罐子”被逮捕后，反扒联盟的所有活动也正式停止了，他们集中精力给“罐子”请律师、捐钱、寻找“9.24”目击证人。
至今，“手术刀”已投入5000余元。“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罗欣和“罐子”虽只有三面之缘，但“罐子”出事后，她除了上班，就经常去咨询有关政策、到政法委和见义勇为办公室反映情况等。
“反正现在我们的反扒活动停止了，但公益活动还是正常开展。”杨毅说，反扒联盟的初衷不是为了反扒而反扒，只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好。
在武汉民间反扒志愿者迷茫之时，浙江民间最大的反扒队———“打哈欠”反扒QQ群一夜之间宣布解散。他们解散的原因是今年1月6日，他们抓获了3名小偷。当晚，一名志愿者被当地派出所带走“协助调查”，原因是小偷投诉称被反扒队员“殴打”。“打哈欠”QQ群发起人、宁波网民“长明灯”也被叫去问话，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长明灯”决定解散反扒QQ群。
武汉的民间反扒组织是继续还是解散？
创建者“手术刀”说：“如果继续反扒，可能会变换一种方式，只制止，不抓人。”
杨毅说，现在大家关注的，都是“罐子”案的本身，大家还没有讨论反扒的走向问题。杨毅介绍，2001年，武汉汉正街出现一支民间反扒队伍，后来因他们没有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做什么的，3个月后解散；2004年，武汉成立一支半官方的民间反扒队，他们和某公安分局联手，成员始终维持在10余人左右，每抓到一名小偷，公安部门会支付给他们一定费用，但这支队伍最终没有发展壮大；2006年，就在武汉志愿者联盟成立后，有一个“在路上”网和“武汉热血男儿群”出现，但没有大规模发展。
“现在社会现实需要民间反扒，即便我们解散，还是会有后来人。”杨毅说，扒窃的多了，老百姓深受其害，总会有人站出来保护大众利益。
民间反扒难道真的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武汉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良涛认为，扒手为了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其行为即转化为抢劫。对当场实施暴力的扒手，可以采取防卫行为，但应把握住制服不法分子的度，适可而止。由于反扒人员不具有专业知识，也不可能掌握尺度，很容易失控。此外，民间反扒因有组织性和长期性，使得他们的很多行为，并不只是现行案发时才采取措施，有很多都是案发前，或者案发后和扒手团伙的冲突，也超出了见义勇为的范围。
对于民间反扒，武汉警方接受采访时显得很谨慎。警方的态度是“既不说好，也不说坏。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但警方认为，从事反扒必须要起码具备四个条件：政治素质，相关的法律知识，反扒技巧及体能。警方认为，民间组织主要在网上发一个帖子，“凭着一股热情就来了”。
“无论怎样的民间组织都要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依法管理。”武汉大学社会学专家周运清说，打击小偷，民间反扒的行为是好的，但不能过当。
据了解，武汉志愿者联盟成立后，曾到民政部门去打听过注册的事。按规定，组织中最少要有两名固定工作人员，但志愿者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反扒，安排专职人员就成了问题。
周运清认为，民间反扒联盟没有进行正规训练，最好以配合公安的方式即举报来开展活动。
私力救济呼唤法律规范
“不要把民间反扒组织神圣化，也不要认为它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认为，当民间反扒形成了私力救济组织后，就容易变异。也就是说，在他们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法律证据，可能会损害公民的尊严。
“形形色色的私力救济行为因缺乏制度规范而引发争论。”乔新生说，按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私力救济的权力。当前社会有大量不属于公权保护的范围，而是由其他组织进行保护的“灰色地带”。发展非政府组织，把公民力量集合起来，组建相应团体，积极行使权力很重要。
乔新生指出，在一些情形下，私力救济对权利的保障要比公力救济更加直接、便利，且成本低、效率高。但私力救济本身也存在诸多弊端，如私力救济的手段和结果有可能带来危险或不公；不成功的“私了”会浪费国家资源等。因此应尽快将私力救济纳入法律框架，实现对它的社会控制。同时，要禁止私人实施特定的私力救济行动，以明确的法律规则向社会宣示私人自行解决纠纷的界限。如对私力救济行动所引发的纠纷提供公力救济，以判例的形式实现私力救济行为的规范化。
据介绍，目前不少国家的法律和判例都承认自助行为，如瑞士、德国、法国、奥地利、荷兰、葡萄牙等。英美等国虽也对私力救济施加限制，但大致以承认私力救济为原则，具体制度包括不动产的自力恢复、动产的自力收回、自助性动产扣押、不法妨害的自力排除等。“一般认为，自助行为应符合三项要件：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情况紧急、手段相当。因此，我国法律可通过设定自助行为的性质、要件、限度和后果来实现对私力救济的控制。”
对于民间自发组织如何引导，有关专家也指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时，也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模式，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大量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在民间组织能够提供有效、经济、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政府逐渐实现退出。“可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为政府职能转移提供了承接的载体，并日益成为政府改革与职能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
乔新生认为，在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责任未及之处，让民间组织“挺身而出”，担负起政府和市场想不到、不愿意、不好办或无力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和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要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公安机关，可以把反扒中优良的队员纳入到体制、法律内进行反扒活动。”乔新生说，对于反扒，最好的方式是“联防”。
■记者体验
公交站台是小偷活跃之地
今年1月6日下午5时，为了让记者弄清楚小偷是怎样行窃的，杨毅带着记者来到武昌中南路一带。
一路上，他不时地前后左右观望，从中南路往十五中方向走去，杨毅一直大步走在前面。“只要你留心，很容易辨出小偷的。”杨毅提醒说，这次只能看，不能动手，他不想在这个非常时期再生事端。
突然，他转过身，用眼神提醒记者往后看：一名穿蓝色运动装、身高一米六左右、身材瘦小的男生跟在两名逛街女孩身后。突然，那名男子弯下腰将手伸向左肩挎包的女孩。在女孩们另一个同伴的尖叫声中，背挎包的女孩才发现自己的包被拉开了。此时，那名男子马上举起手，示意自己没有拿东西，若无其事地向女孩们做了个鬼脸，跑开。
“那家伙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做坏事。”杨毅说，一般人走路时会直视前方，但小偷的眼神会左顾右盼。
到了十五中车站，杨毅踮起脚向站台方向望去——跟平常一样，正是下班时间，站台上下站着不少等车的人。但就在这看似平静的人群中，却有人跟着车在人群中走动。
杨毅让记者走在人群中，按照他说的几点去观察。他拿出一元纸币捏在手中，在人群中走动，眼睛一边看着进站车的车门，一边观望着他身边人的脸。记者和他碰头时，他将手放在胸前，伸出三个手指，意思是在人群中他发现了三个可疑目标，然后嘟嘟嘴，用眼神直视前方穿白色衣服的瘦高男子。
记者靠近那名男子，他的眼神没有看着来往的车辆，而是对周围人拿的东西很“关心”。一辆806路公交车进站了，车上的人很多，一群人看着车来了，都蜂拥着往车上挤，那男子也马上去挤车。记者看到他一边挤一名投币的妇女，一只手在试探着摸这名妇女的包。因为车上人多，这名妇女马上下了前门，向后面走去，男子见状，退出了进站口。
回到站台后，记者看到一名身着黑色大衣，30岁左右的男子站在站台不锈钢的凳子上，一手叉在腰间，身体靠在广告牌上。杨毅说，他们反扒队员把这样的人称为“盯子”——这些人不偷，但他们和散落在人群中间的同伙用眼神交流，随时通报周边情况。
当记者和杨毅准备撤回中南路一带时，杨毅又咳嗽了一下，小声说：“熟人，我们抓过他，吸毒的，也出来偷过钱。”顺着手势，记者看到一名脸色发青的中年男子慢慢走来。杨毅说，那一带很多小偷不止一次被反扒队员抓过。
■新闻背景
目前，全国已有上海、广州、西安等18个城市的反扒志愿者组织在行动。
成立社会团体要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批同意再上报登记。目前，鲜有城市公开承认反扒组织的合法性，南京警方曾公开表明要取缔民间反扒组织。
据了解，现在国内最有名的反扒志愿者组织，是2005年11月8日成立的深圳“龙之剑”网络反扒队，队员包括各行各业的上班族，经过审核和验证的有160人。其宗旨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唤起人们对抗犯罪的勇气”。目前，“龙之剑”建立了两个QQ群用于平日沟通以及消息发布和组织行动，并开始建立固定办事机构，获得社会赞助，添置部分通讯、防身类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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