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其一，是立法机关的事。在立法模式上，除了少数国家将国家补偿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混合规定在一起，绝大多数国家均单独立法。我国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制定单独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其优点是可在一个单行法中具体规定补偿程序，便于操作。或可抓住《刑事诉讼法》正在修订之中的机遇，于该法中增设与被害人国家补偿相关的内容，其优点在于并不通过单行法来彰显国家对于被害人的特殊照顾，体现刑事司法平等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的法治理念。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失衡，地域差异巨大，还可考虑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试点，充分发挥地方性立法的能动性。
其二，是行政机关的事。
这里的行政机关，包括了财政、民政等多个部门。
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难点是资金的来源。很多人主张由国库支出，或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支出，或再加上法院从诉讼费中拨付一部分。这些建议的落实，有待义务机关的博弈和妥协。而被忽略的一点是，犯罪毕竟是由具体的侵害人实施的，首先应由侵害人来赔偿。侵害人一时无法赔偿，并不代表永远无法赔偿。对于有处以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案件，应将罚金和财产首先赔偿给被害人，没有具体被害人的，也应将这笔罚没收入作为被害人补偿基金的来源之一。
对于那些被监禁的侵害人，由于我国实行劳动改造制度，这些侵害人的劳动所得也可以作为被害人补偿经费的来源。当然，在具体操作上，为了让被害人及时得到救济，可以由国家代为补偿，再由国家向这些有劳动能力且能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侵害人追偿。
必须明确，被害人补偿金的发放，应当由行政机关（譬如民政部门）而绝不应由法院来行使。因为对公民的扶助或补偿，在其性质上隶属于行政权，而非司法权。法院本身非营利机关，也非慈善机构，更非救助部门，一个有着超然与中立立场的审判机关，无论如何也不应承担由犯罪所导致的损害。
其三，是审判机关的事。
刚说了法院不应介入资金发放，为何又论述有“审判机关的事”呢？这是因为，哪些被害人（包括其近亲属）符合申领条件，以及补偿多少、如何补偿等，需要由一个中立的机构来裁定。这个机构不妨就由法院来行使。建议地方各级法院仿国家赔偿委员会的设置，设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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