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妪，一个年老多病的退休高官，如此下作和悲伤，颇令人心生怜惜之情。禁不住要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其实，没有一个官员伸手索贿受贿时，不知道此举是违法犯纪的丑行，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但权令智昏，利令智昏，让许多人心生贪念，从第一次失足落水，以至于在腐败犯罪的道路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虽然庭审中，覃辩称第一笔贿款中有30多万元没有到手，而另外的119万元自己则毫不知情，与其儿子相干。但在1994年，即13年前在经济开始腾飞的广州收受30万元人民币，亦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作为一个13岁参军，转业后一直在政府部门任职，官至副厅级的高贪，竟然坦然收受，什么理想信念，党纪国法统统抛掉九宵云外去了。不能不说，其个人心存侥幸心理。
因为，收受贿赂往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很难被组织上察觉。只要对方不出事不泄密，守口如瓶，就能好官我自为之。更应看到，之所以“59岁犯罪现象”多发，亦是因为一些官员滋生了侥幸过关，退休便万事大吉的阴暗心理。倘若有幸未被查究，能够全身而退，那么，所贪大笔贿款即可为个人安享晚年提供丰厚的物质保障，也可福佑后代儿孙。
其实，这种侥幸心理的滋生和蔓延，当归结于权力未能受到有效的制约，尤其是与反腐力度和查处频度及成功率较低有关。事实上，许多贪官之所以被查究，大多是因被小偷偷了、情妇的笔记本遗失、情妇团内讧等偶然因素露出狐狸尾巴的。更多的贪官居然全身而退，悠哉游哉，含饴弄孙，或干脆移居海外，做起了寓公。这既与我国官员退休缺乏严格的离任审计监督、官员退而不休被安置到社团任职余威未减相关，同时也暴露了现行检察追诉法律程序的缺失和不足。即使一些退休高官及其子女的奢侈生活和实际收入明显不符，也仍然是民不举官不究，任其逍遥法外，颇有点“费厄泼赖”精神。
这让人想起香港之所以成为“透明国际”2006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列第25位，仅居新加坡之后，名列亚洲第二的廉政经，一则“贪一块钱也不行”的“零度容忍”，二则具实名举报已达75％，三则强化打击力度“让人不敢贪”。1973年，英籍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逾430多万港元财富，公众怀疑是从贪污得来。律政司要求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然葛却轻易逃离香港到英国。1975年初，廉署成功将其引渡回港受审，结果，被控串谋贪污及受贿罪名成立，判处入狱4年。至此，案件仍未能了结。直到2000年，港署又成功地从该名警长的遗产中讨回1300万元。这场长达30年的追诉控审，可以说正是香港反贪令人“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真实写照。（2006年3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年前，深圳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谭国箱，检察长白新潮，中院院长邓基联及六区纪委书记一起，集体前往香港廉政公署，展开为期三天的参观学习。广州可以说亦与香港毗邻，理应先行借鉴香港廉署的反腐经验。退休近十年的7旬女贪被控受审，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同时，建议国家健全对于退休官员的司法追诉制度，对于贪官无论年高几何，如何退休多年，也无论如何年老多病，都不能放弃应有的法律追究。一旦发现其蛛丝马迹，都必须追诉，一查到底，使其必定受到法律的严惩，无情的撕破他们的安享晚年梦。既可以彰显法治的至上权威，彰显社会的公正无私，也足以警示所有心存侥幸，大肆贪渎，意图全身而退，安享晚年的大小贪官。用严厉的司法惩治，来保证“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那怕是风烛残也难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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