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报道这样描述：“昔日如同城市疮疤的罗士圈，现在成了生态花园；昔日的罗士圈居民，如今真正过上了城市人的日子”。（7月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诚如有关报道所言，拆迁是一个不得不做同时又是并不好做的事情。它是个临界点，会使各种隐藏的矛盾一下子集中摆到桌面上来，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激化矛盾甚至走向极端。也正因为此，此次被有关媒体褒扬的罗士圈拆迁，就具备了被公众仔细解读、评析的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方面，城市要进步，旧区要改造，土地要规划，终究是一个不可逆转或停歇的潮流。与此同时，民意要尊重，民生要维护，民利要保全，更是贯彻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主题。这两者一定会冲突吗？从罗士圈模式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只要政府找准公共管理的合理定位，充分尊重群众的切身利益，拆迁这根蓄积社会矛盾的危险引信完全可以解除，而城市也将摆脱空间拘束而获得新的发展。
政府找准定位首先体现在站稳立场，不挟偏私。作为公共品的提供者，持平公正是政府行为的首要品格。政府在行政行为中，不应随意放弃本应秉持的超然立场，随意加入社会争议的任何一方，这样难免影响其判断和决策的科学性，也会因此遭受公众的质疑。遗憾的是，在以往的拆迁中，一些地方政府不仅背离了上述原则，甚至主动介入，采取联合执法的方式，在缺少各方协商同意的前提下，强行拆迁，造成了不少的“拆迁后遗症”。像当年某地方政府在拆迁中提出的“谁影响地方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口号，就严重背离了政府的中立定位，受到了公众的诟病和抵制。
站在持平公正立场的基础上，政府扮演的是公共服务者的角色。据报道，在罗士圈拆迁启动之前，政府召开了各相关部门协调会，认定拆迁户数和身份，制定相关策，为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连残联这样似乎与拆迁关系并不大的部门也参与进来。拆迁过程中，城建局、房产局、城管大队、街道办事处、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在现场联合办公，他们不是强制推行拆迁方案，而是提供一条龙式的公共服务。
可以说，当地政府切实履行了服务公众的职能。
不仅如此，根据报道，当地政府给拆迁户的单位面积补偿，比买新房还要高。为防止原住房面积小的拆迁户买不起新房，罗士圈的拆迁政策一改“拆一米还一米”的传统标准，而是给予最低7万元的补偿。这些补偿措施，与一些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截留拆迁户补偿款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罗士圈拆迁模式成功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有关部门通过精确的得失计算，充分地照顾到了拆迁户的切身利益。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们认真对照拆迁户的得与失，替群众算清了一笔经济账，确保有关居民不会因为城市规划调整这样的公共事务，而自身利益受损。不要小看算这笔经济账背后的意义，正是通过这样的“锱铢必较”，拆迁户的实际损失被精确地量化了，群众利益成为一个思考问题的重要角度，烙进了公共管理者的头脑之中。
其实，只要政府找准定位，时刻把民生主题摆在首位，拆迁也许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不过，跳出“罗士圈”来看，这条公共管理的成功经验，又何尝只在拆迁中才有用武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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