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消息渠道称，郑儿媳的调查方向为“共同受贿”。有浙江的某家医药公司把上海一处400平方米的写字楼作价每平方1万元卖给郑海榕，其中200万首付至今没有支付。
该处房产目前在郑儿媳的名下。
至此，郑筱萸一家四口全都涉案。
与此同时，郑工作过的单位、国家药监局也掀起了一场反贪风暴——国家药监局让局里的工作人员自查自纠，只要是低于50万元的受贿，主动打入一个专设账户的话，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据称，国家药监局纪检组手中掌握了一份“黑名单”，纪检部门将对黑名单上的人物将逐一调查。
风暴还波及到了郑筱萸发家之地——浙江。
由于郑在浙江有长达24年的工作经历(1970年到1994年)，浙江不少医药企业的一把手已接受过相关方面的“问讯”，内容都与郑筱萸案有关。记者亦接到一些企业界人士电话问询。
郑筱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竟然出现如此罕见的“贪腐家庭”和贪腐链？
家庭贪腐大网
郑筱萸和他的家庭织就了怎样的一幅贪腐大网，现在已经略可清晰。
在这张大网的最前端，是郑筱萸自己。
他所凭借的是“康力元模式”——有业内人士透露，在“海口药谷”办厂的人不少是做医药代表出身，他们通过行业的潜规则打通了流通领域，甚至直接利用浙江的人脉资源与郑或者郑的家人形成利益链。
康力元模式被不断复制。海口药谷的普利制药即跟康力元如出一辙。涉案的海南普利制药公司的老总范敏华，与康力元的老总汤氏兄弟一样，同样出自于浙江。范在1992年前往海南发展之前，曾是浙江医药管理局科教处工作人员，她被指称跟郑筱萸有非同寻常的交往，更有人指出郑在海南普利持有股份。
“我们开玩笑，说郑筱萸本人就是好几个公司的董事长。”一位与郑关系十分密切的杭州医药界人士说。
但本报记者调阅了海南普利制药的工商注册资料，在股东名单里看不出郑家的名字。
在郑筱萸的这张网中，他的妻子刘耐雪是个重要角色。
刘耐雪是郑筱萸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和郑同岁。据郑氏夫妇的同班同学回忆，刘是上海本地人，兄弟姐妹不多，父母都在铁路系统任职。
“她家住在上海石库门的老房子里，有一间厢房和一间客房，条件看上去比郑筱萸好。”一位去过刘家的同学说。
郑氏夫妇的同班同学在记者面前曾揣测地说，郑的落马可能跟他妻子大有关系。
本报获得的信息显示，刘耐雪随夫到京后，第一份工作在北京赛狮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并支取高额薪水。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胡某是归国留学生。
刘耐雪在赛狮公司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一名知情人士向本报提供了一个线索，说他在1996、1997年向国家药监局申报过一个新药，但迟迟没有下文。但有一次他突然接到了胡某的一个电话，希望以300万元购买这份材料中某个漏写的工艺细节。
“我不知道我申报的材料怎么流到他那里去的？”这位人士向记者质问道。
至于郑筱萸的儿子卷入他父亲的案子，时间上应该是郑当上国家药监局局长后的事。
记者了解到，郑海榕本是从旅游中专毕业，最初在杭州黄龙饭店任迎宾服务生。后调至宾馆的计算机中心，其第一个妻子亦为某饭店商品部的服务员。
在郑筱萸调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的时候，郑海榕就赴日本自费攻读医药方面的一个热门专业。
有上海的媒体报道称，郑海榕回国后，出任上海一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老总，还曾在2006年1月12日任国药控股有限公司的医院营销事业部总经理。
在南京禄口机场被纪检部门带走的郑筱萸的儿媳，则是郑海榕的第二任妻子，是南京某电视台的主持人。
落魄子弟 心理怪异
郑筱萸为什么如此疯狂敛财，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据郑的密友们回忆，郑筱萸的落马除了体制问题之外，与其年幼时家庭的贫困也有一定关系。
据介绍，郑是福建福州人，母亲早逝，父亲在医院担任挂号工作，以此养活郑筱萸兄妹5人。郑筱萸排行老大，由于家境困难，常常下雨天把鞋子放进书包，打赤脚回家。
但另一面，郑筱萸的同学说，郑家的家底曾经殷实，著名文学家郑振铎是郑筱萸的姨公。
“他们家是那种深宅大院，有天井，屋梁屋柱都很粗。”
论者认为，可能是两者之间的反差，让郑一直对金钱十分在意。
1963年，郑考入复旦生物系，学习动物生理专业。
尽管资质并不出众，但是郑的兴趣爱好却十分广泛。他对摩托车十分狂热，是学校摩托车队的主力队员之一。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郑筱萸还开着一辆边三轮的摩托，乘夜载了7个红卫兵满大街去贴标语。
另外他在音乐方面也有一定功底。郑筱萸从中学开始就学习乐器，还在复旦大学学生乐团里吹中音号。
毕业后，由于跟当时的“工宣队”关系不错，郑筱萸和刘耐雪双双分配到了浙江，后进入杭州制药厂(民生制药厂的前身)。
民生制药厂是当时浙江最大的药厂，至今仍是保持全国前列的著名制药企业，旗下有21金维他等产品。郑筱萸被分配在2车间从事化学合成药物研制，刘耐雪则被分配在带研究性质的中试室，从事药品的药理研究工作。
在随后的岁月里，郑筱萸因为做事“清晰有条理”，得到领导的赏识，一路官升民生制药厂厂长。
据民生药厂的老职工回忆，郑当时比较平易近人，甚至略带拘谨，但对鼓励下属很有办法，常常嘘寒问暖。
“他还很注重仪表，即使没什么钱的情况下依然如此。”
但是论者认为，郑还是对民生药厂做出了贡献。在其任内，民生药厂基本完成由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当时的年产值有4亿元左右。
突获升迁 商人心态延续到官场
到1991年后，郑筱萸受到浙江省的提拔。被调任省总工会副主席，据郑亲口对一位老友称，这个工作就是过渡性质的，是为了从企业编制过渡到行政编制。
郑当时还曾对其透露过两个去向，一个是杭州市政府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个是担任杭州市副市长。
省总工会的三年，郑的仕途似乎并不顺利。在此期间，民生制药厂改制。
据一位熟知民生改制的人士介绍，刚开始改制时，民生的管理层都拿到了企业的股份。
从1995年起年薪制开始慢慢推行，郑的继任者们可以轻松拿到70-80万的年薪。
“如果郑不走官道，继续留在民生，后来的股份制改革也会给他带来很丰厚的回报。”一位业内人士分析道。
“郑当时的心理肯定是不平衡的。”上述人士说。在此期间，郑的确多次向老友抱怨收入过低。
但机会再次垂青了郑筱萸。
由于前任国家医药管理局长卸任，且当时浙江的医药发展水平全国第一，所以在考虑人选时国家有关部门把视线集中到了浙江，准备从浙江选拔新局长。
当时的选拔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省厅级官员，还有一个是有医药背景。据此条件一共有三个人选：一是时任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司长任某，一是当时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张某，还有一个就是郑筱萸。
最后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郑筱萸因为在副部级上不为人熟知反对意见最少而胜出。至此，在企业里滚打了20多年的郑筱萸，带着错过国企改制给管理层红利的遗憾，开始了他在国家药监局局长的为官生涯。
据称，到了国家药监局后，郑在老同学聚会上，仍然提到了收入太少，每个月只有1700-1800元钱。
但是，郑的状况得到了改变。
2005年9月，复旦百年校庆。郑作为校友出席了校庆仪式。据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描述，郑筱萸是坐着他妻子开的奔驰600去的。几年时间不见，郑筱萸已经让往日的同学们侧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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