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办法的推出，无疑会使得各地在奖励举报人时更加有规可循，奖励数额也会更加统一。但是，出台奖励办法的主要目的，显然不该局限于此，而是必须有利于鼓励检举人积极举报税收违法行为，让举报税收违法行为不再仅仅出自崇高的道德自觉。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不到1%的奖金比例以及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奖金总额，很难说是大方而得当的。
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因为，相对举报税收违法而言，奖励充其量只是一个必要的补充，更多的意义集中于弥补检举人为此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或损失，而检举税收违法行为本身主要仍是一项仰仗道德自觉的道义行为。在缺少《证人保护法》的国情下，举报所要冒的风险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如果税务机关简单地认为，检举人之所以积极举报税收违法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赢得那么一点举报奖励，显然就大错特错了。
但是，《检举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奖励暂行办法》中针对检举人的种种设障行为，却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检举人与税务机关的关系，纯粹是一种金钱交易关系。奖金的性质也完全没有补偿与慰问、鼓励与感谢的含义，相反，这只是在支付一种“线索费”。在支付奖金者看来，检举人的身份或许不是一个以国家大局为重的英雄，而只是一个以出售税收违法线索为业的“生意人”，甚或还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叛徒。这样的奖励基调，显然无法燃起知情人士的检举热情。
在奖励办法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检举人的不信任与过度设防，比如对“匿名检举”等九类情形不予奖励；比如规定检举人必须在90日内，持有效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既然我们根本无法保证实名举报人的绝对安全，为何不鼓励“匿名检举”？这是要鼓励“不要命的举报”，还是自信“所有人都会为奖金而冒险”？既然完全可以采取非当面领取的方式发放奖金，为何一定要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这是方便自己还是方便检举人？
至于九种不予奖励情形中的“检举人提供的线索与税务机关查处的税收违法行为无关的”、“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已发现或正在查处的”、“有税收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在被检举前已向税务机关‘自首’的”等，则更加诡异。因为除了税务机关自己，包括检举人在内谁也无法知道事实究竟如何——“想给就给，想不给就不给”于是有机会成为可能。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对检举奖励的设障就是对税收违法的放纵。要鼓励检举人积极举报，首先必须有对检举人的充分信任。不能把检举人先行想象成骗取奖金的骗子，只要举报线索属实，就应该奖励，而且必须奖励——事实上，建立在线索真实性基础上的举报奖金也无法骗取。其次，应该给举报行为定性为道义行为，而不是交易行为——不是使用并不丰厚的奖金来诱使检举人冒险举报，而是通过完善对检举人的保护机制来提升人们的道德自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