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香港文汇报记者就“今年1月，加拿大联邦法院对远华案主犯赖昌星遣返风险评估进行了聆讯，庭上争议的焦点就是赖昌星被遣返后是否会被判死刑或者受到酷刑”一事，向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提问。在此，“赖昌星被遣返”并不是最大焦点，这背后递进的焦点已是“死刑问题”与“是否会受到虐待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但关系赖昌星被遣返，更关系到我们的司法理念与司法进步。
厦门远华案发后，赖昌星于1999年8月13日途经香港，以游客身份潜逃到加拿大温哥华，并于2000年7月向加拿大政府提出难民申请。自此，中方为将赖昌星引渡回国并绳之以法，进行了从未中断的外交努力。但由于中加两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加拿大又是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赖昌星于其中耍尽“政治牌”、“人权牌”——以至于加国的“法律程序牌”，借此逃避回国受审的现实。加拿大移民当局于2002年6月以“不可信和有严正理由去考虑赖昌星犯下走私及贿赂罪名”，拒绝了赖昌星夫妇的政治难民申请，但在赖昌星的遣返风险评估方面，却一波三折。
加拿大当局对赖昌星适用的“难民遣返”，是一种非正式的国际协助方式，类似于引渡，又区别于引渡，在适用时，许多国家都参照引渡制度的一些原则和做法。因为“死刑不引渡”的法律原则，人权保障在事实上成为赖昌星被遣返的关键点。
加拿大联邦法院此次聆讯引起国内广泛关注，有两个不能忽略的背景事例。其一是此前贪官余振东被美国遣返，我国作出量刑承诺——对余振东的量刑不超过美国对他判决144个月（12年）的有期徒刑；其二是今年1月1日，我国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在第一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使贪官回国受审，为了能够对他们实行司法主权，在遣返的过程中，作出量刑承诺以换来国际合作，无疑是务实和理性的选择，不然“死刑”是一句空话，追讨流失的国家财产也会成为一句空话。第二个事例，反映了我国“少杀慎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郑重态度，以及对于刑罚人道主义世界性浪潮的认同。死刑并不能有效遏制贪利型犯罪，而废除贪利型犯罪的死刑在国内也具有接受基础，同时由于我国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履行该公约义务对死刑罪名不能不有所削减。
如此，则尊重“死刑不引渡”，求得国际合作，以打击贪腐与所有贪利型犯罪，正是我们的进步。“中国已承诺不判处赖昌星死刑，就包括不判处他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这一回答确定而鲜明，赖昌星终将回国受审。
正如干以胜所说：“赖昌星在加拿大已经呆了七年多，想得到的并没有得到，将来也不会得到；他不想失去的，反而失去了很多，而且将来失去的会越来越多”。在我们的进步与获得中，赖昌星一定会失去更多，他必定要为过去所做的一切而受到惩罚，但他回国，却不会比在加拿大失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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