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律所和某公司签订了风险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受理被告某公司的申诉，则被告某公司应于最高人民法院签发提审裁定，并下达暂缓执行裁定后向原告某律所支付第一期诉讼代理费；如果案件胜诉，则支付第二期的诉讼代理费”。被告提前支付了第一期代理费，并与原告达成补充协议“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不接收申诉，拒绝提审，则退还第一期诉讼代理费”。
虽然该律师事务所在申诉进程中做了相应的工作，但是，约定期间过后，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做出提审的裁定，某公司解除了委托代理合同。律师事务所认为，在律师的努力下，最终减轻了委托方的损失，免除了该公司的赔偿责任，风险代理合同的目的就实现了，对方应该履行支付风险代理费的义务。而某公司则认为，律师事务所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达到“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并裁定暂缓执行”的结果，所以，不仅拒绝履行剩余的支付义务，同时反诉要求律师事务所返还第一期已付的代理费。
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可了风险代理合同真实有效，根据风险代理合同的约定，严格解释合同目的，即“最高人民法院接受申诉，裁定提审并做出暂缓执行指令”和“判决某公司胜诉”。由于在约定期间内，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并没有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结果，故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某律师事务所无权要求某公司支付剩余的代理费，并支持某公司的反诉请求，判决律师事务所返还第一期代理费。
风险代理把“风险”留给律师
风险代理制度起源于美国，其本质是胜诉酬金制，即律师和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受委托的事务须达到的结果，并约定当事人无需先行支付代理费用，甚至不必提供必要的办案费用，由律师全权代理当事人的法律事务，待约定的法律结果实现时，由当事人支付超过一般标准的代理费用；如果约定的结果未能实现，则当事人不必支付代理费用，由律师自行垫付已经支出的费用并承担损失。
我国律师协会1994年3月通过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96条规定“以诉讼结果或其他法律服务结果作为律师收费依据的，该项收费的支付数额及支付方式应当以协议形式确定，应当明确计付收费的法律服务内容、计付费用的标准、方式，包括和解、调解和审判不同结果对计付费用的影响，以及诉讼中的必要开支是否已经包含于风险代理酬金中等”。同时禁止律师向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和刑事案件中的委托人提出根据诉讼结果协议收取费用；但是，如果当事人提出的除外。这是我国律师业的自治性规范，认可了现实中广泛存在的风险代理。然而，近年来，风险代理所引发的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却呈现上升趋势。律师行业认可了风险代理，却没有配套的规范作指导，将制度上的缺陷最终转变为法庭上的纠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实践，发现风险代理存在诸多弊端：
1、风险代理“唯结果论”，很可能否定律师在法律服务过程中的劳动价值。律师与当事人一旦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就意味着随时都可能将“风险”留给自己，律师的劳动价值可能被风险代理彻底否定了。
2、孳生司法腐败。律师为了避免“血本无归”，在风险的驱使下，可能促使司法腐败的蔓延，最终造成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质疑。
3、一些律师消极对待风险代理案件。风险代理案件中，律师事先不收费，甚至垫付费用。律师的责任心往往不强，尤其当一些诉讼处于法律和证据不利的状况下，情况更为明显。
在认识风险代理的弊端的同时，还应客观评价它的一些积极方面。如它可以激发律师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对于那些合法权益被侵犯，尚无力支付代理费用的当事人，胜诉后支付律师费可以帮助他们维权。
规范风险代理 控制风险程度
风险代理本质上还是意思自治，它之所以有种种弊端，其根源来自于不合理的风险，如果将风险约束在合适的程度内，就可以扬长避短。对此，法官认为：
第一，律师的行业规范中认可风险代理，同时应当制定配套措施约束这种收费方式，控制风险程度。首先，应规定适当的风险代理金比例。其次，为了控制不合理的风险，保障律师的利益，应当规定当事人必须支付律师基本的办案费用。通过规定基本的办案费来化解部分风险，避免律师在难以承受的风险下铤而走险或消极怠工。
第二，鉴于诉讼结果的多种可能性，律师和当事人在协商时应当客观估计不同的诉讼结果，只要是对当事人有益的都应预见，并且在代理合同中约定不同的结果之下不同的代理费。这样，律师在代理过程中才能积极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第三，某些国家采取“没有风险的风险代理型”，即律师受理案件先收取手续费，胜诉时收取胜诉费；败诉不再另行收费。收费标准按争议金额递减，手续费和胜诉费的比例是相同的。这样的规定既保障律师基本利益，同时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其工作效率，又可以避免不合理的风险带来的弊端，我国不妨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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