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带来了死刑复核权的下放
27年前，在一片严打的声音当中，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复核权下放到了地方各省的高院。节目回顾了80年带初期发生的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子。
1979年，上海发生“控江路事件”。一群青年围攻了正在处理一起普通治安事件的办案民警，造成长达8个多小时的社会混乱。混乱中一位过路妇女被流氓当众调戏，衣服、裤子全被扒光。
1981年4月2日，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三位女学生在划船时遭到外逃劳教人员的尾随调戏，之后被当众劫持并被强奸。
1983年2月13日，沈阳发生震惊全国的“二王”抢劫杀人案，先后18条人命被枪杀；紧接着83年5月5日，沈阳又发生了卓长仁劫机案。
陈光中说，当时这些案件震动了全社会，也代表当时的社会治安存在的问题，促使中央领导感觉到非得严打不可。
1983年，邓小平发出指示，要“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大的战役”。8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惩抢劫、强奸、盗窃等犯罪行为；9月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规定，将部分死刑复核权正式下放至地方各省高院。
陈光中回忆说，最高法院也还保留一部分死刑复核权，集中在经济案件和危害国家安全等案件上，而杀人放火一类的案件占到了死刑案件数量的大多数。按照他的估计，当时由地方高院最后核准的死刑占全国死刑总数的80%以上。
负面影响引发死刑复核权回收争论
陈光中认为，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各省掌握的死刑标准并不统一，有严有松，又比如行政领导有时会进行干预，导致司法公正和独立受到影响。陈光中指出，死刑复核权下放后，减少了一道把关程序，有时候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如郑州一男孩在与女朋友同居后，因为女方父母的坚决反对在一个月内以强奸犯丧命刑场；某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撒尿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往新疆改造……樊崇义教授认为，这些都和严打时期定指标、下任务有关。樊崇义说，当时有些人还是过去那种传统的做法，跟搞运动那样，好像一个警察每人每天必须得抓几个人，或者是法院判几个得有指标或任务，这还是过去搞运动的过程中的一个后遗症。
节目中指出，严打带来了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但是《刑事诉讼法》的第199条却始终明确规定：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来核准”，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则是通过各种通知和决定来做出的。1996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做出了修改。到了这个时候，死刑复核权下放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同时上位法与下位法、基本法与通知和决定之间的矛盾也渐渐地凸显出来。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修改中，一部分人认为，既然实践中死刑复核权已经下放，那就应该将《刑诉法》199条“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进行修改，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核准权归属地方省高院；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死刑复核权应该全部收归最高院。陈光中回忆说，当时坚持不改的是全国人大立法部门，他们认为“严打”以及死刑复核权的下放是暂时的，不可能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规定下来，当时不改有利于在时机成熟时迅速回收。
1996年3月17日，《刑法》《刑事诉讼法》提交修改草案，重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就在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的前5天，也就是1997年9月26日，最高院下发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继续维持死刑核准权中央与地方分工的格局。
嘉宾们在《社会能见度》节目中回忆起了当时发生的一些案件，在数年之后被证明是冤案错案。1994年1月20日，湖北京山市民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丈夫佘祥林成为最大嫌疑人，于一审被判死刑。佘祥林不服，提起上诉，荆门市中院驳回上诉。`但由于证据明显不足，1998年9月，佘祥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免于一死。11年后，张在玉突然回到村庄，当年的“铁案”成了冤案。据佘祥林回忆，当年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长达10天11夜。
与佘祥林相比，聂树斌就没那么幸运了。1994年夏天，河北石家庄一名38岁的康姓女子在一片玉米地里被奸杀，警方根据案发地一辆兰色山地车认定了21岁的聂树斌就是此案的主凶。1994年10月26日，《石家庄报》一篇题为《青纱帐迷案》的文章这样报道了案件的审理过程：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1995年4月，聂树斌以强奸罪被执行死刑。10年之后，一位名叫王书金的嫌疑人在河南对当年的强奸罪行供认不讳。
类似的还有1992年河南的胥敬祥案，1998年云南的杜培武案，冤案先后在21纪初期真相大白，从反面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死刑复核问题的高度关注，复核权回收变的日益迫切。2002年，陕西发生令司法界哗然的董伟案。在一次到舞厅的玩耍中，董伟因过激杀人一审被判死刑。在二审维持原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直接奔至最高院，要求对董伟进行死刑复核。就在董伟被执行枪决的前四分钟，最高院刑庭的电话救下了董伟的命。但133天之后，董伟还是在陕西省高院的复核下，被判处死刑。董伟最终伏法。但“枪下留人”的发生让司法界直面死刑复核的下放问题，并成为复核权回收的直接推动力。
构建和谐社会 死刑复核权最终回归最高法院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首次提出“司法体制改革”的概念。死刑复核权回收最高院就是其中最主要的改革内容之一。陈光中认为，死刑复核权回收的条件在这一时期成熟了，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死刑案件数量过多甚至错杀冤杀的情况显然对促进和谐社会不利。二是国际潮流下的大背景，全球的总趋势是鼓励废除死刑，而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也只能用于个别罪大恶极、十恶不赦、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国际形势要求中国严格控制死刑。
2004年，最高院开始了死刑复核权的回收准备工作，最高院刑庭由原来的2个增设至5个，全国600多位中高级法院院长、庭长参加了培训，并招聘了一批法学专业毕业生，为死刑复核权回收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工作。除此之外，最高院开始在各地宣传少杀慎杀的观念。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死刑复核权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收归至最高人民法院所有。要求复核过程中要听取律师的辩护，对犯人进行面审。但目前，这些都还仅限于原则上的规定，相关细则尚未出台。
在回顾了死刑复核权整个下放和回收的过程后，《社会能见度》节目也提出良好的希望与祝福：每一次司法实践都能够真正做到对生命对人权的尊重和慎重，毕竟天地之间人最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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