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位县领导的讲话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位官员那里，国家的《文物保护法》是碍事的。其实，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教育法得不到严格落实，到煤矿监管不力、安全措施不到位、矿难事故频发，再到假劣食品泛滥、地方保护盛行、监管部门失职，等等，诸多领域的怪象无不说明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一些地方和官员并没有严格依法监督、依法管理，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和杠杠往往被当作工作的束缚和发展的障碍，或多或少都有“法律碍事”的影子。
在笔者看来，一些官员思想中的“法律碍事”观念，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它既是依法行政观念淡薄，权力道德和政治素质低下的表现，也是相关法律疲软，权力监督和行政问责乏力的结果。
在一些官员思想中，有了权力就等于有了一切，全部工作都围绕权力开展，法律不过是行使权力的工具和手段而已。对权力行使有利的法律规定，就积极全面地实施，而对权力行使不利，特别是对权力行使进行约束和限制的法律规定，就消极对待，甚至公开对抗。在这些官员眼里，“官本位”“权力本位”明显占上风，而依法行政则没有了位置，这是典型的“选择性守法”。这种想法和做法与现代法治的要求相距甚远。
当然，认为“法律碍事”的官员表面上是有“正当借口”的，如为了“发展经济”、“服务大局”，甚至还会搬出“发展是硬道理”为自己的不当言行狡辩。其实，保护好文物也是科学发展中应有之义，拿发展作不守法的“挡箭牌”，掩盖的是对地方或个人利益的保护。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一些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发生冲突。当这些又与官员自身利益相连时，他们就会感到法律“碍事”，如果依法办事，显然地方的“事”和部门的“事”就办不成，其利益就会受损。这也许就是一些官员所谓“如果样样都依法，我们就会一事无成”逻辑。
在依法治国、努力推进依法行政的当下，一些官员把这种想法公开说出来，甚至理直气壮地变为行动，很有些不正常、不应该。究其原因，在于相关法律过于疲软，对违法难以形成强有力地震慑，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法律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一遇上官员和权力就变得“没了脾气”，一些践踏法律、滥用权力的官员受到的纪律、法律处理过轻，有的甚至逃脱相应责任。如果让这样的政治社会环境成了气候，谁还会严格遵守法律呢。
事实上，在一些官员“法律碍事”思想的影响下，我国许多法律法规的实施状况令人担忧，在个别领域内甚至形成了“破窗效应”，法律权威和尊严受到极大挑战，严重影响了公众的法律信仰，动摇了法治的思想和法律的群众基础。一些违法“潜规则”被广泛接受，见怪不怪，就是典型实例。实践证明，依法行政，官员守法，才是实行法治的最有效带动力量。因此，要真正推进法治，首先要清除官员中“法律碍事”的想法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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