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这些年来涉及质量安全和假冒伪劣问题的食品种类相当之多，如蔬菜、酱菜、禽蛋、肉类、奶类、酒类、香烟、香肠、茶叶等等，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传统名牌产品，如金华火腿、太仓肉松、西湖龙井、龙口粉丝、贵州茅台、山西汾酒、涪陵榨菜、哈尔滨红肠等等，这些名牌产品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食品安全问题，或者因被人假冒而坏了名声。“人命关天”，“民以食为天”，这两句老话阐明了食品安全无以复加的重要性。实际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也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乃至会影响到公民对社会和政府的信心。可以说，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致此起彼伏，甚至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似乎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有些人见利忘义，利令智昏，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二是有些职能部门不作为，不尽职，不负责，宽纵助长了制假贩假的不法行为。社会上总免不了有一些人行为不轨、为祸作恶，这是常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问题是，政府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种现象。经验证明，如果政府管制严格得法，作恶者数量会减少，程度会降低；反之，作恶者数量会增加，程度会加重。如同耗子与猫的关系，耗子以偷为生，因为有了猫的捉捕，耗子才有所顾忌；如果猫不逮耗子，或者很少逮耗子，耗子也就大摇大摆，无所畏惧，而且放手繁殖，越生越多。监管处罚不力的结果，作恶成本降低，风险减少，利润提高，作恶者数量必然增加，程度必然加重，久而久之，一些好人也会变坏，坏人则变得更坏。坏人坏事多了，人们见怪不怪、司空见惯、视若无睹、麻木不仁，甚至群起效尤，竞相为恶，必将进一步引发道德危机，导致全社会道德水平下滑。
根本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既要靠舆论监督、思想教育，更要靠职能部门的监管和处罚。现在，媒体针对食品安全现象的揭露和批评不算少，但监督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因为某些媒体的权威性、影响力不够，更主要的原因是媒体的批评监督是软性的，软性的批评谴责对那些坏了良心的人来说，几乎是对牛弹琴。职能部门的处罚则不同，他们的处罚是硬性的，关系到处罚对象的物质利益，效果自然比舆论监督来得更大更好。可以说，对于那些道德败坏、丧失良知的人来说，一个实际的处罚要胜于千万声谴责。
职能部门，顾名思义，有履行管理任务的职责，也有履行管理任务的能力。人民给你们权力，给你们地位，给你们吃的喝的住的用的，甚至还给你们配备了小轿车，人民养着你们，你们总得为人民办事，否则要你们何用？这个道理是再明了不过的。但这个道理实际上说服不了一些懒惰、失职的官员。现在的一些官员和职能部门，只愿意掌握权力，不愿意承担责任。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都失职渎职，很多部门、很多地方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但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存在，说明有些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现象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行政不作为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出于懒惰，责任心不够，职业道德不强；另一方面是出于利益，一些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不但不尽责不尽职，甚至对不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实际上玩的是放水养鱼、养寇自肥的把戏，把制假贩假等不法商贩作为自己的财政来源。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究原因，反复发生的事情要从制度上找症结。这个道理提示我们，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治本之道，不是一味谴责作恶者的道德败坏，也不是一味批评相关官员的工作不力，而是如何建立更加健全有效的制度，使我们的职能部门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作恶的成本加高、风险增大，使作恶者的数量减到最少、程度降到最低。
这是一个复杂的难题，不是某个人、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但笔者以为，一个好的制度，不光要科学严谨，具有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能够调动和激发人的工作积极性。在这种制度下，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只有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才能使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各级官员真的动起来，千方百计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推诿、塞责、敷衍。不难想象，当“黑猫警长”抖擞精神，使出浑身解数来逮耗子的时候，耗子大摇大摆、满街横行的情形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