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场景，无论如何是让人尴尬的。
什么原因造成农民工的这种冷淡呢？是农民工轻贱自身权益，因此并无维权需求吗？不能这么说。农民工此起彼伏的讨薪事件、上访事件，在说明农民工权益问题确实是当下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农民工确实有着强烈的维权冲动。广州市总工会按理没有自作多情。他们为农民工提供维权服务，应该是恰逢其时，农民工应该如大旱之望甘霖才对。
但现实恰恰是，一方面，强烈的维权冲动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另一方面，工会提供的维权服务却受到农民工冷遇。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帮助农民工维权竟遭农民工冷遇，做好事人家也不领情，也不理会，这反映了一个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就是农民工没有真切体会到工会的维权功效。从这个思路出发，检讨一下工会组织究竟如何帮助农民工维权，应该是非常紧迫的事情。
而更值得反思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或多或少看轻农民工自己的力量和思想认识水准，习惯为民作主，而不习惯引导他们自己为自己作主。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即便出于善意，即便做的确实是好事，遭遇到冷遇乃至抵制，其实也是事理之必然。因为如果把自己摆在了布施者乃至救世主的位置上，农民工客观上就必然会产生被轻蔑甚至是歧视的感觉。
维权本质上是一种博弈。人是世界上自我组织能力、自救能力最强大的动物。在涉及自身权益尤其在涉及攸关基本生存的权益方面，人都很聪明。其实农民工是完全可以通过自我组织，对等博弈，来跟对方达成平等交易的。现在农民工的维权冲动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终极原因，决不是农民工自己的蒙昧和低能，而是农民工自我维权的组织通道、言论通道和法律通道开放不够。
开放农民工的公民权利，让农民工有博弈能力和渠道，才是农民工维权的真正要务所在。俗话说的好，鞋合不合适脚知道，自己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通道，农民工其实比谁都清楚。所以，为农民工代言固然必要，但这应该建立在畅通言论通道，让农民工自己说话的前提下；为农民工维权当然必要，但这也应该建立在拓宽维权通道，让农民工自己维权的前提下。
如果让农民工走出历史的迷雾，让他们做自己的主人，以此重建他们的尊严和自信；那么拥有尊严和自信的他们，就不难保持对于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就不难理解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善意。
广州市总工会派发的维权手册，也才不至于遭遇那样的轻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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