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立法和司法历来严禁刑讯逼供，《刑法》也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行为。但究竟哪些审讯措施和手段构成“刑讯逼供”，却一直语焉未详。根据学界通说，刑讯逼供的手段一般包括“肉刑”和“变相肉刑”两类。肉刑是指直接施加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的审讯措施与方法，如捆绑、吊悬、鞭笞、烙烫、非法使用刑具等。变相肉刑，则是指上述肉刑之外的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肉体或者精神遭受痛苦折磨的方法和手段，如长时间冻、饿、烤、晒、罚站、不准睡觉、车轮战等。这一理解，与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之规定及世界各国的通行立法相一致。
但在司法实务中，由于缺乏明确界定，长期以来，一些司法人员并不把“变相肉刑”视为法律禁止的刑讯手段。在已有的判例中，也未见司法机关曾对“冻、饿、晒、烤、罚站、不准睡觉、车轮战”等审讯行为按“刑讯逼供”追究法律责任。由此，导致这些讯问手段在侦查实务部门广为蔓延，一些做法还被一些基层司法机关视为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在媒体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侦查人员“突审数昼夜”、“撬开犯罪分子钢牙”之类的宣传报道。
而此次最高检修订的新“标准”，则对“冻、饿、晒、烤等手段”作出了否定回答，并明确规定在“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时，予以立案追究。这显然是一大突破，对于强化人权保障、促进文明执法具有积极意义，将我国的刑讯逼供方面的立法工作推进了一步。
新“标准”还规定，对“纵容、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的，亦应立案追究。与1999年的旧“标准”相比，这里增加了对“纵容”行为予以立案追究的规定。“纵容”与“授意、指使、强迫”不同，后者是积极作为，在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而前者则是不作为，在主观上属间接故意，是对他人刑讯逼供行为的放任。这一修订，实际上扩大了对刑讯逼供行为的责任追究范围，扩及到负有监督、制止责任的执法机关领导。
从司法实践看，刑讯逼供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屡禁不止，与这些地方的领导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刑讯逼供持默许或纵容态度大有关系。因而，这一新规定，针对性很强，对强化领导者责任、遏制和防范刑讯逼供具有推动作用。
当然，新“标准”出台，仅仅是从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角度，加强了对刑讯逼供的震慑和遏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司法痼疾，尚需在完善诉讼立法、推进侦查法治上下一番功夫———比如，针对我国侦查讯问程序过于封闭、秘密的弊端，有必要推行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及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加强对讯问活动的动态监督。
另外，为解决刑讯逼供行为难以查明和证实的问题，有必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根据地主张存在刑讯逼供时，应由侦控机关承担证明侦查讯问合法、不存在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还要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总之，惟有多管齐下，才可能在我国真正遏制刑讯逼供现象；而这些措施的实施，显然是以后工作中需要不懈努力来克服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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