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罚款是为完成“任务量”、警察抓小偷也是为完成“指标”———针对社会上对公安工作中“指标”的模糊认识，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接受多家媒体专访，详细解释了北京市公安局如何运用公安业务“数据常量”取代“指标制”指导警务工作，以及3年以来“数据常量”对公安工作模式产生的影响。

　　俗话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以“指标制”给予民警一定的工作压力，容易调动其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过，指标于民警执法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则利国利民，用得不妥则贻害无穷，当指标成为衡量民警工作的惟一标准时，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与畸变。

　　无可否认，“指标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在一个法治文明不断进步的年代，这种“指标制”已经不合时宜。简单、片面的指标衡量制度很容易使民警陷入“GDP式的怪圈”，容易滋生“数据崇拜”，一切以指标为中心，把指标当成了自己执法的目的，甚至为了完成指标任务而“不择手段”，从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破坏人民警察的形象，影响警民关系。

　　而报道中所说的“数据常量”则是一个发案合理值，包含110刑事和治安警情、严重刑事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等3大类14项数据。作为实现“平安奥运”目标的一项举措，数据常量体系现已覆盖首都公安各个领域，“哪个地方哪类犯罪高出设定数据，就表明不安宁，民警没完成任务”。

　　从“指标制”到“数据常量”，可以使责任民警不必为了完成指标而“处心积虑”，或者本该告知的也不告知，甚至制造冤假错案。还可以防止一旦指标任务完成，就没什么压力了，滋生惰性，导致执法随意性大。

　　废除“指标制”，实行“数据常量”的衡量标准，有望实现警意和民意的和谐一致。过去，一些民警愿意发案，因为发案可以增加收入，现在民警不愿意发案，这才与民意是一致的，才是真正的为民执法、和谐执法。

　　北京公安废除“指标制”的做法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它是执法理念的进步，是法治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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