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又是一个被判“死缓”的官员。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判一个干部也不容易。像高勇这样“年轻有为”的人，走到这个岗位，落个“死缓”的下场，更引人深思。最近，“死缓”可谓接二连三，为数不少，仅笔者在人民网“人民时评”专栏文章中点到的，就有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韩桂芝、黑龙江省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黑龙江省鸡西市委原书记丁乃今、黑龙江地方税务局原局长张心愿、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原局长韩健，还有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毕玉玺等。
法院判这些贪官“死缓”，自然是依法办事，量刑适当，宽严适度，铁证如山，国法无情。我们应尊重法律，相信判处“死缓”自有其道理，不必妄加评论，更不能凭感情用事，非把这些贪官统统一枪毙了。可是，面对最近一连串的“死缓”，很有必要认真思考，从中找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有效地反腐倡廉，尽可能减少一些违法犯罪，减少一些“死缓”。
这些“死缓”有不少共同之处：一是或大或小是个官，有的省部级，有的厅局级，有的当书记，有的当局长，都握有实权，真是“当官带长，黄金万两”。二是受贿数额巨大，从几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明来源财产数额也巨大，一般都有几百万元。三是关进去以后都有立功或其他可以从轻惩罚的表现，比如检举他人、交待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全部上缴赃款等。四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他们有的是被拔出的“萝卜”，有的是被带出的“泥”，一抓就是一窝。从以上共同之处，就很发人深思了。
这些人倘若不当官或不当那么大、那么有权的官，他们也不可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那么大的损失，给党造成那么恶劣的影响，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死缓”。那么，这些人是怎样当上官甚至当上大官的？这是人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很显然，在用人上，出了毛病。用人上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教训极为深刻。
还有，他们当上官之后，怎么可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怎么可能捞到那么多钱财，监督到哪里去了？民主集中制到哪里去了？他们的上级到哪去了？这里也有要追究的责任，不能简单地来个“谁犯法，谁倒霉”，把他们一判了之。再有，被司法机关抓起来之后，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又是检举，又是退赃。试想，如果不是到了如此田地，他们会有如此积极的表现吗？由此可以看出，反腐败，有些“药方”疗效有限，而依法严惩这剂“药”，立竿见影，很见效果。要看到，这些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最后还想说一句，今后，倘若有谁以为只要当了高勇那么大的官，即使贪了那么多的钱，只要有戴罪立功的表现，最后判个“死缓”，再想办法混个“无期徒刑”，再混个“有期徒刑”，还会有出头之日的。奉劝贪官们丢掉这个幻想，别拿生命开玩笑，没有“惯例”，没有“免死牌”，弄不好，那个“缓”字就被您自作聪明弄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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