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结构 远正近负论 同步增长论 反比论 代价论 城市化 贫富分化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处处都在“经济”这个词的包围之中。经济是什么呢？经济包括经济因素，经济结构，经济状况等等。经济因素指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生活水平的现状及趋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联系及其比例关系，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经济类型结构等。经济状况指包括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GDP和GNP）,外贸进出口总额等等。
拿中国为例，中国才开始转型为市场经济，其经济性质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是很合理，很大程度上依靠外贸出口。中国经济结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大多存在总量过剩，规模分散，竞争过度等问题。新兴产业总体水平不高，投资力度小，缺乏发展的合理机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大量产品更新换代缓慢，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特别是金融保险、科技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以及交通等不发达，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二是地区发展不协调。1998年，我国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0．7％，其中东部地区为12．2％，中部为10．06％，西部仅为8．02％。目前，西部地区人均工业产值还不到沿海地区的四分之一。东中西部以至各省区之间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数量过多，造成全国总体生产能力过大，各省区之间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特色经济。
三是城镇化水平低。从世界各国经验看，工业化应当带动城市化，二者基本上是同时推进的。我国由于农村人口数目庞大，加之经济不发达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城市化率只达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滞后，不仅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较快转移，影响工业化的水平和效率，而且也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虽然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这些问题，但中国在近20年的经济发展是世界上有目共睹的。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以每年7%到8%的速度在增长。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犯罪率也在增长。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又相互关系吗？很多学者独此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远正近负论：认为现代化进程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既有正效应（促进作用），又有负效应（消极作用），远期以正效应为主，近期以负效应为主。
同步增长论：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必将伴随犯罪的增长先是财产犯罪与暴力犯罪同时增长，以后是暴力犯罪增长减缓，财产犯罪持续增长，直到现代化完成。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是对犯罪起决定作用的主导因素。
反比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日益发达，犯罪案件会逐步减少。理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只要搞好全社会治安治理，就能使犯罪案件数量逐步下降，而且经济越发大约能为治安综合治理提供切实的物质保障。
代价论：认为犯罪增长是现代化京城中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代价。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定阶段上，犯罪率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观点并不是完全确切，“远正近负论”不能绝对，它只是相对变化的过程，不管近期和远期经济增长对犯罪的影响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同步增长论”承认当今犯罪现象相对严重的事实，却陷入这样一个窘境：经济发展是无限的，犯罪率也会无会无止境上升，人类只好不发展经济了。“反比论”只是对犯罪顾虑的理想描述，但不能解释为何目前经济状况比五六十年代好得多而犯罪率却高得多的事实。“代价论”只看到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对社会稳定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或副作用，要付出代价，而忽视了经济发展对社会稳定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
其实犯罪现象的增长与减少，不仅仅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它还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制度，社会结构，社会风气，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相互联系，与其他许多社会问题相互联系。因此，即使在相同的经济发展环境下，也完全可能出现不同的犯罪的犯罪现象。经济的发展与犯罪的关系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远正近负关系，同步增长或反比关系。它们之间的确存在某种联系：（1）经济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绝大多数犯罪的目标对象，因此经济的发展或变化不能不对社会犯罪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2）经济的发展会对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如社会结构和制度，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这些变化必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犯罪现象；（3）经济发展容易诱发人们超过社会满足能力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预期，并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与条件。（4）经济发展可以创造各种新的犯罪形式，如计算机犯罪。从客观来说经济的发展对犯罪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危害作用。
（一）经济发展对犯罪增长的刺激和诱发作用
经济发展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城市的发展。经济增长造成了城市化问题，这对城市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在一定时期城市管理落后于城市发展，政府对城市控制能力会有所下降。会出现如下问题：
1．出现城市管理空洞，犯罪区域。
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了治安防控工作的若干“盲区”，如居住区的上边事端，工作区的业余时段以节假日等“时间盲区”；对不良分子的多种诱惑，犯罪的铤而走险，即一般居民警惕性不高等“心理盲区”；监视作用难以达到的死角，各种要素混杂的地段以及凝聚力弱的周边地区等“空间盲区”。各种盲区的增多造成了新的犯罪诱因和新的犯罪环境。
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城市的发展，大批人口和生产要素涌入发展中的城市，城市原有的存在格局被打破，各种力量都在激烈竞争生存的空间，都在千方百计寻求合适的生存环境。要求重新分配城市土地以及追求用地的良好地段的欲望十分强烈。这就难免造成对理性的执行城市规划所制定的空间布局反感，科学的配置城市土地资源等的干扰。表现在城区内部和周边可有效利用地域的盲目扩展；失却内原本因某些条件特别恶劣而“不宜”开发的地域勉强开发了；市区内原本因位于小区边际地带，如街区之间的部位，而利用不足或空白的土地被很快“填塞”了；市区周边原本应属近郊农田或绿地而未被列入建成区的土地被开发建设了…...突然的“繁荣”使上述这些地区难以很快建立起有效的社会防控体系，而入住这里的居民多为形形色色的新迁入人口，这就可能形成新的犯罪高发区，高发点。
2．经济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增长，造成了犯罪的潜在隐患。
在我国流动人口可以分为两类：floater和民工潮。Floater是指有技术，有知识，素质比较高的知识流动人才。对于这一类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对他们政策的开放，解决户口问题等等措施，他们造成一般性犯罪的危害性不大。这里主要考虑的是民工潮的流动人口给犯罪的增长带来的影响。
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种通过市场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形态。其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劳动力的广泛而自由的流动。在中国，实际上从0世纪80年代某开始，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的，大规模的，持续地向大中城市，特别是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转移，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民工潮”。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人口涂搽治疗，全国流动人口2000万，1985年有5000万，1987年以后达7000万。根据2000年人口如查资料，全国流动人口为1.21亿余万人。
以劳动力流动为主的人口流动具有积极的意义，开放的市场经济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给社会治安造成的威胁，是最主要俄负面效应之一。表现在：（1）大量的流动中的人口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很难进行由此澳的管理。实际上农民一旦离开土地，离开户籍地进入城市，使处于失控状态的“边缘人口”，一切行为都处于失控状态，与社会的联系也处于人意和自由状态。离开湖基地的农民，除了发生犯罪行为而被追究外，不再与政权机构发生联系。一些犯罪人混迹其中，从事违法犯罪活动。（2）大量的人口流动伴随着巨额的资金流动，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往往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对象。（3）大量的人口流动是犯罪分子犯罪后理想的藏身之处，一些犯罪人利用这种宽松的环境，到处流窜作案，给司法机关的侦缉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据统计在北京市公安机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口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86年占18.5%，1990年占22.5%，1993年上升到45%。1994年北京市查获的刑事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口46%以上，在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地区和繁华场所查获的违法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口所占比例高达80%，甚至90%。（麻国安《中国的流动人口与犯罪》，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5页）
中国出现大量的民工潮很大程度上农村政府与奸商勾结，征收农民的土地，农民无土地只好流向城市。要解决民工潮问题，应重视农民土地问题，让农民有土地，进行机械化大生产，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带动农村周边经济的发展，这样固定了一部分人口在土地上，如果机械化生产发展的好的话，还可以吸引城市的人到农村工作。
3．城市化的产生破坏了社会关系。
在自然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注重亲情，感情的联系。在城市中去恰恰相反，以利益为纽带。谁对自己又利用价值，就和谁的联系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在利用与被利用之间游走。城市中的人们生活在其中，不得不如此生活，另一方面却有怀念过去，希望世界充满感情而不是充斥着物质利益。长此以往人们就产生压抑，焦躁，彷徨的情绪。城市人思想观念的开始转化，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重大问题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嬗变会使其中少数人走上歧路。
4．经济的发展也引起贫富分化。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日益加大。实证资料表明，我国自1978年以来，收入分配渐趋不平等。特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又加速拉大的趋势，其不平等程度已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程度的国家。以全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为例，1978年中国呈现干家庭产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仅为0.16，据当时世界最低水平，而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已经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程度。这表明我国目前是一个近似金字塔形的社会，贫富差距在增大。贫富差距的增大，反映在犯罪问题上就是牟利性犯罪，包括盗窃，抢劫杀人，为牟利的伤害，绑架，贩毒，走私，制造贩卖各种假冒伪劣商品，色情业，赌博业等方面的犯罪。
5．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科技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高科技犯罪的出现。
新技术往往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新技术发展了经济，使生产力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及其在各行各业乃至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的参透，给如利用电脑和计算机网络等手段达到不良犯罪目的的高科技犯罪提供了途径。
（二）经济的发展也对犯罪具有抑制作用。
经济发展会带来教育的普及和其他各方面的社会进步，这些社会进步会提高人们的素质，并消除大量潜在犯罪者。经济发展绝对会促进社会的就业情况，从而避免了许多因失业走向犯罪的悲剧。经济发展可以为消除犯罪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增加财政收入，政府才有能力做出更好的社会福利，重新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经济发展，可以是一个国家有更多的资料用于预防和消除犯罪现象。例如日本战后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由于重视在刑事司法开支上的投入，建立了一支高效能的警察队伍，使犯罪率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简单的同步增长或反比关系，必须社会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国家能力，历史文化传统等等其他因素才能得到有效地说明。但总体来说，经济发展对社会犯罪及由此及其增长的一面，也有抑制其增长的一面。经济的增长对犯罪诱发作用是自发的，但经济增长对犯罪的抑制作用是人为的，需政府导向，应人为地把其发挥到极致。作为社会的管理主体必须要深入研究，掌握其规律性，通过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充分发挥经济发展对以至犯罪的功能，克服经济发展对犯罪的消极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