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得到实在好处，仍要防止负担反弹
说起废除农业税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娄底市市委书记蔡力峰如数家珍：“总理在报告中说，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元，实际增长7．4％。这个数字远远高出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5％的目标。”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景龙对“数字”也毫不含糊：“我掌握的数据显示，与税费改革之前比，去年农民税费负担减轻1200多亿元。根据农业部门测算，农民人均减负达到140元。农民们收获了沉甸甸的实惠。”
面对成绩，不少人大代表仍然“居安思危”。来自山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毕四海说：“农民增收的政策性因素过大，增收后劲不足；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有限，而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攀升，直接或间接地抵消了‘政策利好’；有些地方甚至截留中央的惠农政策，农民没有得到真正实惠；还有些地方‘免了税、涨了费’，农民负担反弹的可能仍然存在。”
配套改革跟得上，乡镇运转更高效
农业税废止后，乡镇机构运转是否会受影响，是此前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安徽农村乡镇机关工作长达11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培阳这样评价废除农业税：“废除农业税后，让乡镇干部松了绑，减轻了工作压力，可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为农民服务上。”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宣城市委书记方宁说，免征农业税只是减轻农民负担的第一步。要解决农业税免征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工作重点要放在搞好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上。实践证明，那些精简乡镇机构、分流富余人员等配套措施及时到位的地方，农业税免除后，干部的态度变了、办事的效率高了、乡镇的运转更科学了。但那些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人浮于事的乡镇，有的车辆用油难以保证，有的乡镇办公电话设置为只能接听，不能外拨。
来自农业大省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怀清认为，解决免征农业税后乡镇运行困难的问题，只能依靠改革解决。必须加紧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同时，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贫困地区乡镇机关正常运转。
能否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在中国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原先改革目标的反面。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农业税废除之后，中国农民的负担能否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全国人大代表方宁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连续3年超过6％，去年更是达到了7．4％，这表明农民负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减轻。这是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第一步。”
方宁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相当小，国家主要依靠二三产业来积累财力。我国正在步入“黄金发展期”，国家财力比较雄厚，取消农业税后，农村低保、新型合作医疗、免除学杂费等惠农措施接踵而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再加上配套的改革，我们一定会走出“先减后升”这个怪圈。
但更多代表认为，取消农业税，只是减轻农民负担的第一步。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民数量很大，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取消农业税后，保证农民负担不反弹，还有大量的配套工作要做，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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