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素来被视为民生之根本。按理说，土地归谁所有、归谁使用、如何使用，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但遗憾的是，这几年“栽”倒在土地上的大小官员大有人在，以至于有纪检干部感慨：土地腐败已经与国企改制腐败、重大工程腐败并称为“当代中国三大类腐败”。
土地之所以成为腐败重灾区，是因为土地开发处于“权力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双密集地带———它既是开发商大肆敛财的有效途径，也是地方政府谋求财政利益的有效手段。再加上失地农民维权乏力、土地审批过程不够透明，为权力寻租留下了巨大空间。简单地说：土地成了唐僧肉，各位护法的徒弟又无力保护，实际上大家是眼睁睁看着这块“肉”被不断吞食的。更可怕的是，由于获利的巨大与违法成本的低廉不成比例，虽然查处了一大批官员，土地违法现象还是难以遏止。
土地执法不可谓不力。就在去年，国土资源部要求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须在当年6月份公开、依法、严肃查处3起以上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年底前要达到8起以上。虽说这种“下订单”的处罚思路引起过非议，但是显示出有关方面查处土地腐败的决心。只可惜，收效并不十分明显。
是缺乏土地制度吗？也未必。不久前，有媒体曝出全国最大的“地主”土地储备达45平方公里的消息，有网民很愤慨，认为这些“地王”必将侵害公众的住房权利。然而笔者相信，尽管你可以说这样囤地“不合理”，但如果去查，这45平方公里的土地多半有表面上“合法”的一套手续。这些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土地审批制度，实行严格的计划管制，任何征用土地的行为都要得到县级以上政府的事先批准。能说没有制度约束吗？
我们不乏现实可用的土地制度，中央土地监察部门也不乏执法的决心，在土地腐败问题上，关键还在于土地征用制度已有千疮百孔之势，土地审批制度明显失效，而土地监督仍然难以操作。由于没有整体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集体土地被“低补偿”的情况屡禁不止，农民土地权益无法保证；由于地方政府的趋利化以及土地审批的“部门化”，滋生了审批者“权力变现”的思想，使得土地审批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增加成本的“帮凶”；由于土地监察缺乏法定的强制措施，多数违法行为付出的代价非常小，处罚等待的周期过长，使违法用地的惩处显得过于乏力。这就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留下了“作为”的空间，也为他们挖下了陷阱：几年来数千官员掉了进去自然也不足为奇。
对集中的“百日执法”抱有太多期望是不现实的。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无论土地制度如何，用途管制是一个简单有效的措施，也就是说，土地如何使用、征用、转换，一方面要有国家制定的严格规划，另一方面要有公开的社会监督。多年的教训之后，在制度建设方面着力于公开透明的监督、着力于建立一套严密的程序，以激发起体制外的监督，无疑是务实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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