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职公益律师北京目前仅有15名，新模式推广仍面临“瓶颈”
新闻背景
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统计，目前我国专职公益诉讼律师人数已超过１００人，而志愿律师至少８０００人，已有２０个省（市、区）建立起免费专职律师服务体系。
“到政府法律援助中心一问，需要有劳动合同才能安排援助，我们啥证据也没有，当时愁死了。找到工作站，接待我们的律师当天就办我们的案子，3天后就帮我们要回了3万元工资，我们才能回家过年……”前几天，来北京打工的河北籍农民工老郄打完了官司,拿到了余下的2万多元工资。这样，他们32名乡亲被拖欠的5万多元工资全部拿回。
老郄说的工作站，就是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这个工作站特别的地方，就是站里的15名律师专职办农民工维权案件，不办别的案件，而且，他们不向求助的农民工收取费用。
大量农民工被排除在法律援助大门之外
现行法律援助制度需创新
“目前我国农民工总人数已达2亿，这些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情况，将直接影响至少6亿农民的生活。”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佟丽华说，“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具有特殊性。经济社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当前的法律援助体制已不能完全有效地解决农民工维权问题。”
据了解，根据现行法律援助体制，一般是当事人先到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符合要求的，法律援助机构再指派社会律师办理案件。拿农民工维权案件来说，农民工至少要跑两个地方，两次述说案情，而且，从申请援助到指派律师到位，中间有一个过程，对身陷困境的农民工来说,这段时间相当难熬。
“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的审批也十分严格。比如要求提供劳动合同一项，超过90%的农民工都无法提供劳动合同，绝大多数欠薪、工伤案件都证据不全或根本就没有证据。”佟丽华说，在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严格把关的情况下，大量农民工被排除在法律援助大门之外。另外，由于政府指派的律师并不一定有意愿和专业能力去办理这类案件，办案质量难以保证。
“目前的法律援助体制在农民工保护方面表现出的不足，将会直接影响农民工的维权能力。”佟丽华说，所以，对现有法律援助体制进行创新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用财政资金购买高素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农民工专职律师“试水”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于2005年9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并接受其监督，定位于社会公益法律援助，经授权集中办理农民工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案件。在经费上，市司法局提供部分支持，不足资金自行筹集。
“与通常的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工作站将受理机构和援助机构合二为一，简化了法律援助中心审查、受理申请、指派律师的程序。”佟丽华介绍，“这点改变让农民工跑变成律师跑，而律师对程序更熟悉一些，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佟丽华说。
针对农民工举证难的实际情况，工作站适当降低了门槛，扩大法律援助审理的范围。只要农民工有身份证明、基本事实清楚，都可受理。即便提供不了证据，只要接待律师认为情况属实的，经协商后，先行调查核实。
不办理其他案件，这些专职免费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不考虑收入吗？工作站又如何维持运转呢？
政府支持起了主要作用。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立森告诉记者，《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定的法律援助资金，为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用财政资金补贴高素质的法律援助服务，也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形式。目前，市司法局按照每件500元到800元的标准提供补贴。
除了政府补贴之外，工作站的资金来源还有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的捐助和向国际组织申请的基金。
从成立到今年9月初，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已接待法律咨询案件1万余件，涉及农民工6万多人，涉及金额3.3亿元以上，为农民工拿回欠薪1077万多元；受理5人以上（含5人）群体性欠薪援助案件111件，涉及农民工2816人次。
存在资金、人员、政府支持等方面限制
工作站模式不易“复制”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模式得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认可，中央政法委、团中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等还先后对此做过专题调研。目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正在向全国推广这种模式，全国20个省会城市已经建立起类似专门社会法律援助机构。
“农民工案件背后的法律和政策显然非常复杂，依法维权程序复杂、成本高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我们的工作难度依然不小。”佟丽华说。
工作站的模式在别的地方可以“复制”吗？怎样调动更多高素质的律师来参加这项工作？
“资金问题是现实的难题。我们的工作站目前尚可良性运作，在别的地方解决起来就可能非常困难。毕竟公益工作也不能全靠理想来维持。”佟丽华说。
此外，专职公益律师的工作还停留在自发阶段，据市司法局介绍，北京市专职免费为农民工服务的律师的数量目前仅有15名，相比在北京市从业的300万农民工，律师数量还太少。
佟丽华坦言，在这种新模式的推广过程中，除资金问题外，各地还遇到了人员、政府支持、办案经验方面的限制，这些“瓶颈”无疑将会影响新模式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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